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如果我一个人被封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而不是和爷爷一家人一起度过，遭遇网暴后我大概率也会陷入悲观情绪很难出来。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你才能真正地体会到，人和人之间的每一次见面和交流，是多么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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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曹默涵

编辑 |赵磊

运营 |月弥

4月6日中午，上海虹口一小区，一位女士从32楼一跃而下。生前最后三天，她经历了一场网络暴力。为了感谢奔波数十公里、替她送物资给听障父亲的外卖小哥，她给了对方200元打赏，小哥不肯收，她又给对方充了200元话费，结果却被陌生网友抨击甚至辱骂，说给得太少了。

与此同时，上海师范大学研三学生陈真真也正在经历痛苦。4月初，她拿出自己积蓄中的一大部分——5万元零8分——买了78箱近200斤巧克力，送到了上师大徐汇校区，想给封校大半个月的校友带去一些安慰。但等待她的除了同学们的感谢，还有潮水般的质疑和嘲讽。

陈真真也是一位拥有23万粉丝的视频博主，被攻击之后，她拍了几条澄清的视频，回应质疑。但更多的网民像被激怒一般涌来，包括但不限于恶意揣测她的身份、意图，没来由对她人格侮辱，甚至怂恿她自杀。这时，陈真真才意识到，她被网暴了。

“我做的是好事情，我就有点理解不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经历了过去20天的割裂与混乱，这个26岁的女孩声音里只剩下疲惫，但她从没后悔做这件事。校友们给了她很大的支持，在上海这几年认识的朋友和现实中人与人的温情，也让她重获力量。

她许了一个愿望：自己是最后一个被网暴的人。

以下是她的自述。

1

你看我刚刚截图给你的，这是最新的辱骂。9条微博私信，来自同一个ID——“你不就是想火吗”“捐了巧克力宣传得人尽皆知”“你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就骂你了”“臭不要脸”“臭显摆”“爆死你”“你不是喜欢爆喜欢火吗”“他们骂得对”。

最开始的时候我还会点开他们的头像，看看到底是谁，为什么要骂我，后来太多了，我就懒得翻了。他们不值得我耗费精力。

作为一个当事人，我退网的那一周是最难受的。差不多是从4月2号开始，我每天醒来打开抖音和微博，消息提示都是99+，不用看都知道里面涵盖了各种骂我的话，我厌恶看到那些数字，点都不想点开。

在那之前，我很喜欢和网友互动。我有一个抖音号，拍了很多上海的人物故事，在这之前也有20多万粉丝了。这次巧克力事件之前，评论也经常有99+，但都是温暖的互动，现在全都变了。我开号两年以来，第一次这么抗拒打开抖音。

最开始发现事情不对劲，是4月2号。那天我发微博记录捐赠巧克力这件事，也有媒体转发报道。打开评论区我都懵了，都在说“真是有钱”“咋不送菜”。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留言回应这些质疑。不捐防疫物资和菜的原因，一是我没那么大能力买到，二是学校能保障学生的用餐。买巧克力是希望外界能关注到上海高校师生，他们足不出寝，需要心理上的慰藉。

但很快，我发现根本回应不过来。越来越多人开始转发话题，一些小号或者素人评论就罢了，还有一个50多万粉丝的长春本地博主，专门把我的微博@出来，质问我：“身为学生本身不赚钱，花的应该是父母的钱吧？不知道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收入？即便要捐也应该由父母亲自代替孩子捐吧？”

我觉得他有点过分了，他还未经我允许，翻了我的微博，放上我个人的照片。我实在受不了他这样污蔑我，请同住的姐姐给我录了回应视频，想要澄清我这5万块钱都是我自己扛着相机赚出来的，一分一厘都没找父母要。我三年前从河南来上海念研究生，从小是留守儿童，真担不起所谓“上海富二代”的称呼。

因为他找到我的人太多了，我为此改了网名，之前我叫@真真拍上海，后来改成了@拍客陈真。

▲拍摄中的陈真真。图 / 受访者提供

我以为发完视频就能结束了。但没想到，他们变本加厉地揪着我骂。很多评论不堪入目，说“舞女的世界我们不懂”“你只是想嫁上海人”“调查一下收入吧，要是正常渠道挣的我跟你姓”。这已经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因为我是女性、我在上海，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侮辱我的人格。

那一阵我在小区里做志愿者，每天白天在楼下引导大家做核酸已经很累了，但晚上回来还要面对这些攻击。有一天请假没去，社区里别的志愿者还问我怎么了，我说我被网暴了，处理一下。

最开始我不知道这就是网暴，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我做的是好事，然后却被这样对待？我和我朋友讨论，她说这就是网暴，和虹口那个跳楼的小姐姐一样。那件事我非常气愤，为什么好人做好事却是这样的结果？还有人在我的视频下面评论说：“你怎么不去跳楼？我喷你你会去跳楼吗？你不会的话我就要开喷了哦。”

看到这些我很难受，但我想的是，我凭什么去跳楼？我偏不。

我发现，他们好多人的名字都是“用户”加一串数字，躲在ID后面的人面目模糊。他们总觉得我是为了博眼球才做这些事，但这些指责我完全没办法自证。他们又好像很怕我火了，我越在热搜上待着，他们就越不舒服，对我的攻击越激烈。他们好像就想看我生气，越生气他们越得意。还有人轻飘飘地说，不就骂了你两句吗怎么就受不了了？我的天，这是两句吗？

从我最开始被指责谩骂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现在才更广泛地被关注到，对我来说已经有点晚了。还好我是个比较坚强的人，我现在借住在朋友家，有相熟的姐姐在身边陪伴我。但那些被网暴后去世的人，比如这位给父亲送菜的小姐姐，她当时面临的该是怎样的绝望？悲哀的是，在跳楼的悲剧已经发生之后，她的事情才被更多人熟知，在这之前大家又在干什么？为什么总要到逝去之后才开始缅怀？

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骂过我的人来和我道歉，包括那个大V。其实我也一直在等。我没有和他们对骂，如果那样，我就落入他们的逻辑，成了键盘侠。我不想那样。

我只是写了一封信，希望以当事人的身份告诉所有人，网络暴力真的很可怕。网暴虽然只有两个字，但被网暴者却要承受无数谩骂，无数尖锐的中伤。上一个被网暴的小姐姐已经离开，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

▲被网暴后，陈真真写下一些想说的话。图 / 受访者提供

2

整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后悔买巧克力送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我觉得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我做这件事很开心，他们收到巧克力之后也很开心，这就够了。我也非常感谢学校保卫处的老师和帮忙分发的同学，让巧克力能够顺利抵达目的地。

至于5万块，那是我自己凭双手赚来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多时候都是脑袋一热就去做了，比起说话我更愿意去做实事。2021年夏天，我的家乡河南遭遇洪水，我也是第一时间决定去抗洪救灾前线，自己租了车子就跑去了。这一次送巧克力也是。

从3月12日21时开始，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就进入了封闭管理阶段，五六千师生不得出校。到3月底，他们已经在学校里待了大半个月。

我和我同学聊微信，她们是一日三餐管饱，学生虽然饿不着，但心情真的说不上有多好，大部分时候的氛围也是死气沉沉的。虽然我也在封控之中，但我在朋友家活动的空间比宿舍大得多，加上在小区做志愿者也有机会出门活动。相比之下，宿舍的同学们几乎不能踏出寝室，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里装了4个人、6个人甚至8个人，最远的行动距离就是从床上到卫生间，只有几步路，可想而知多压抑。

我就想能不能做些什么。3月31日，我们学校的辅导员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给困在宿舍的同学：“等我能出去了，给大家买巧克力吃！我们再坚持一下，争取早日自由。”但她也被封在学校里，只能先安慰大家。那时我有个想法灵光一现：要不我去买巧克力，直接送到学校。

4月1日晚上，我先打电话联系了学校保卫处的老师，确认学校是否接受捐赠物资，得知是巧克力后对方说可以，我就联系了在大润发超市工作的朋友，得到了离学校最近的一家超市负责人的电话。

第二天，超市专门派了一位工作人员清点巧克力，收银小票打出来一米多长，那里总共还有大约58000元左右的库存，有点超过我的预算，最后为了方便分发，去掉了一些礼盒和大块包装的巧克力，结算的时候我付了50000.08元，用支付宝转了过去。

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是我这辈子迄今花过最大数额的一笔钱。从搬运、拆箱到分装和分发，我都紧密追踪，我希望这个链条能够清晰透明，巧克力能尽快送到同学们手上。按照防疫规定，送到学校的物资需要做好消杀，静置一天后才能开始分装，这个过程很多在校的老师和志愿者同学都帮了很多忙，很感激。

截至4月4日，几乎每个在校的学生和老师都收到了，少的有一两块，多的有二十几块。我拜托过老师，尽量照顾一下封控时间最久的那批同学，给他们多发点。

最开始，学校的老师根本不知道这是我个人捐赠的，还问我捐赠方是哪个企业。后来我的辅导员给我打电话，说你真是闷声做大事。真正让我受鼓舞的，是我被网暴的这些天，上师大的同学和学弟学妹们也一直给我发消息鼓励我、支持我、安慰我。

不少原本素未谋面的校友加了我微信，给我发了很多图片，一粒粒巧克力被摆成了爱心和鲜花的形状，或者“西七”“东五”的字样，那是我们宿舍楼的代称。还有几位同学拿起吉他，边弹边唱最近很流行的那首《听我说谢谢你》，录下来发给我。

▲巧克力送到后，陈真真收到的花式返图。图 / 受访者提供

有一位同学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信里她告诉我，收到巧克力后，“突然觉得一些表达不出的感受有了出口”。很多人的表达更加直白，收到的时候就哭了。那些在网上骂我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不知道、不关心上海高校学生究竟在经历些什么的人。

被封在小区家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冰箱。但学校里的学生们是没有的，也没有厨房可以开火，一些煮菜的小电器都不能用。外卖和快递都停发之后，他们只能依靠学校定时定点地发放食物，有什么吃什么。他们虽然没有抢不到菜的烦恼，但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也存在困难。

最开始封控初期，学校的浴室还是开放的，但随着防控越发严密，洗澡也成了不确定事件。大家需要热水，只能在宿舍楼微信群里接龙排号，一个接着一个下楼接水，比如会在群里报备“1号已回”“2号出发”。这样差不多几个小时才能排到一回，打上一壶珍贵的热水。之前大家还可以下楼去操场散步，去楼下校园超市买东西，后来都不行了。包括女生生理期需要用的卫生巾，短缺的时候只能靠同楼的同学相互救济，很难及时补充。

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面临的现状，上海几乎所有高校多多少少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前两天一位上海大学的老师也在朋友圈公开呼吁，希望大家关注到封闭期间学生们的心理健康，“不能只投喂三餐”，至少要让持续阴性的同学有出门放风的时间。

更远的担忧是，我们这届毕业生，找工作的进程也被打乱，我原本已经基本确定要去一家企业做新媒体方向的工作，但因为这一轮疫情，招聘陷入停滞、岗位很可能缩编，他们告诉我现在没办法给到一个确定的消息。

老师们安慰我说，还好我有一个抖音号，粉丝还不少，接下来也不愁吃穿，不愁就业。但事实上自媒体的收入也非常不稳定，我也很焦虑。

5万块钱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是我攒了好几年的积蓄，现在又要从头再攒了。只是现在上海还未解封，我要赚钱也是要出去拍东西的，但疫情让这些都停滞了。

▲校友给陈真真写信表达感谢。图 / 受访者提供

3

疫情爆发之后，网上戾气挺重的，也让我有机会回望这个城市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这个城市的关系。

大约一个月之前，我开始做小区的志愿者。我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帮助老年人在手机上生成核酸码，需要先问到每个老人的身份证号码，把它们录进系统，然后再填写姓名、地址、电话，生成二维码后截图保存，这样他们做核酸的时候就能直接扫。

最开始一天一个码，挺麻烦的，后来程序更新了，一张码可以用30天。我能感受到我在帮助老人们的过程中，他们也在对我释放善意，现在见面都能认出我了，很亲切地叫我真真。

我不能接触到所有上海人，也不能代表他们说什么，只能说我感受到的友好和包容，它们往往和具体的人有关，和地域无关。

我之所以在这个小区，是因为3月17日，我来这里探望92岁的周爷爷，没想到小区出了病例，直接封控了。我只能住了下来，最开始以为只会叨扰几天，结果直到现在也不能出去。

周爷爷是我的忘年交。他和他女儿——49岁的周女士是我去年拍摄过的对象。结识他们的过程也很偶然，我去上海本地电视台参加过一档节目，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拍的片子，很喜欢，周女士就去微博给我留言。

周女士是独身女性，一直没有结婚。虽然她的年纪和我妈妈差不多大，但我叫她姐。就在这次封控前不久，我们还带着周爷爷去植物园拍了不少照片。现在春天都快过去了，我们只能待在家里。

但换个角度看，每天一起吃饭、一起种菜，一起扶着爷爷下楼做核酸，疫情也让我和这家上海人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一个月，我的头发长长了不少，有一天爷爷拿出了剃头推子，对准了我的后脑勺，他女儿用上海话叮嘱“不要太短，你不要给真真剃个光头哦”，也拦不住我的头发最后只剩下几毫米。

▲图 / 受访者提供

爷爷爱写字，他最珍视的作品都装进了木头箱子里，我借住的这段时间，他有空就教我写字。我被网民们骂得最惨的时候，爷爷写了郑板桥的一句诗“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送给我。

从爷爷家阳台探出头往下看，楼下的阿姨种了好几个泡沫箱子的菜，辣椒、茼蒿、蒜苗，以及一种像葱又像蒜但其实叫藠头的蔬菜，在阳台一字排开，很是壮观。在现在的上海，这些蔬菜实在是太珍贵了，我们打趣地喊她“大户阿姨”，熟悉之后她也时不时慷慨地送我们一把蔬菜。

来上海上学期间，我拍过不少这个城市里的老年人，他们大多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变迁，住了几十年的弄堂拆掉了，处了几十年的街坊搬走了。我想拿起相机去记录，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故事稍纵即逝，现在不去拍下来，那段记忆就没了。

2020年12月，我去黄浦区拍过一位电话亭里的奶奶，她当时78岁了，但口齿非常清楚，头发也齐齐地盘在头后，很精神。爱人在她54岁那年就已经离世，二十多年来她独自守着几部老式的公用电话。世道已经变了，绝大多数人已经不需要公用电话了，上海别的地方也几乎没有了。她每个月只能收六七十块的电话费，但她和我说：“我不计报酬呀，妹妹，习惯了呀你懂嘛？”她觉得自己这个年纪还能有件事情做挺好的。

这一次疫情来了之后，我几乎每天都要和奶奶打电话，问问今天吃了啥，菜够不够。她是独居老人，前些天和我打电话说，她们6楼的邻居出现了阳性病例，她很害怕。有时候物资可能不缺，但心里是很孤独的，她说自己不能出去，待在家里都快老年痴呆了，很不开心。我离得很远，做不了什么，只能在电话里开解她。

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如果我一个人被封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而不是和爷爷一家人一起度过，遭遇网暴后我大概率也会陷入悲观情绪很难出来。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你才能真正地体会到，人和人之间的每一次见面和交流，是多么珍贵。

▲封控期间，周爷爷和陈真真一起写字。图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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