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改编自作家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的同名话剧首演，编剧温方伊。这是温方伊的第三部作品。她的第一部作品是《蒋公的面子》，十年前完成这部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剧作时她还只是南京大学的大三学生。这其实最初只是关乎她是否能顺利拿到三个学分的作业，但后来，这份作业走出校园并成了她身上最显著的标签——直到现在，她的名字在很多场合出现时，后面都会用括号注上：《蒋公的面子》编剧。

《蒋公的面子》至今已经演了400余场。十年间，温方伊经历了读研、读博、组建家庭。今年1月，她刚刚生了孩子，《活动变人形》的剧本大部分是在怀孕期间完成的。

温方伊说，接下《活动变人形》，一方面是因为对原著小说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要养孩子了。《蒋公的面子》让她出道即巅峰，但高起点也让她有了很大的包袱。很长时间里，她都害怕第二部砸掉，也因此拒绝了不少项目。现在因为有了孩子，挣钱这件事变得重要起来——我就想我怀孕了是不是要多写一些戏，将来养孩子。

温方伊自称是一个很胆小怕事的编剧、很没出息的创作者。从某些方面来看，也许的确如此。她一路生活顺遂，几无挫折；在选择剧本项目时挑剔却也保守，不太敢挑战更多的、她这一挂之外的题材；选择读博并想着将来留在高校，就是因为觉得大学老师职业体面、福利不错，而且，万一哪天写不出来了，好歹还能想，我还是一个大学老师。

但另一方面在戏里，她写权力，写知识分子的困境，写风暴，写抉择，写弄堂里的孤独和欲望，写炽烈的、动荡的、飘摇的故事。她想通过将灵魂放在火上烤，真正写出人的复杂性，写出超越时代的东西。

不过讲着讲着，话题又会回到日常生活，生娃，挣钱养家……诸如此类。就在我们在谈论时代人文精神的变化时，电话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哎我小孩醒了……最终，我们的采访在孩子的啼哭声中结束了。

以下是温方伊的讲述——

文｜王双兴

编辑｜沈时

图｜李晏（除特殊标注外）

知识分子的婚姻问题

去年9月份左右吧，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怀孕嘛，当时他们（制作方）是联系到我，说他们想改王蒙先生的《活动变人形》，然后让我看。我看了之后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这个题材以前我很少见到——这本小说我以前居然没有听说过。我觉得它在中国当代文学里面还是很有意思的一部作品。

知识分子的包办婚姻题材很多，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经常看到的一般都是讲知识分子的苦闷，或者讲所谓的封建思想对人的摧残之类。在那些作品里，通常知识分子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是要求进步、要求文明的新青年；而里面的女性形象，要么就是无条件支持他，要么就是特别庸俗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但是《活动变人形》有趣的地方在于，虽然主角倪吾诚有反封建、要求进步的这一方面，但在他跟他包办婚姻的妻子姜静宜的家庭生活里，他很难说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这样一本小说就不仅是讲述封建思想或者旧社会对人的摧残、禁锢，其实也是对三四十年代启蒙改革的一种反思。

里面的每个人都很分裂。倪吾诚是一个启蒙主义者，是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很好、中国一定要全盘西化的一个人，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式男性家长，会用一种权威的、高高在上的态度去看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会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去要求他的家人服从那种西式的，或者说他所谓的文明生活方式。

他的这种启蒙方式就会让妻子和孩子产生很强的抵触心理，姜静宜的意思就是，你凭什么改造我，凭什么把我视如草芥。那么她的反抗方式就是，你宣传所有新的、西方的东西，我反对这一切。于是她维护一切旧式的、乡土式的生活方式。

倪吾诚虽然没有《雷雨》里的一定要求人家跪下这种强烈的暴力的举动，但他所谓的启蒙，仍然是从上往下的；而姜静宜对她丈夫的抵抗，是一种很现代的做法，但她是用一种维护旧生活的方式去抵抗。

姜静宜把她的妈妈和姐姐也接到家里一起生活，实际上是找了两个帮手，来对抗她的丈夫。姐姐姜静珍实际上是一个很边缘的人，所以她很多时候很空虚很无聊，加上长久以来的守寡经历带来的各种怨怒，让她也非常分裂。

我非常喜欢姜静珍这个角色，以前我们也看过很多的守节寡妇，但是通常都会写得比较单一，要不然就是特别温柔贤惠，要不然就是特别变态扭曲，但是姜静珍这个角色，既有很文雅的一面，也有丰富庸俗、非常凶悍、非常泼辣的一面，所以你会觉得她好像既慈爱又文雅，但是她又扭曲又变态。王蒙先生在小说里给她写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动作，就是每天早上都会对着镜子给自己化妆，然后再把化好的妆洗掉。在她化妆和洗掉的过程中，她一直都是在骂人，用非常恶毒的语言去骂人，你不知道她在骂谁，但每天都会来一遍。

在这个家庭里，两个人都是走投无路的。倪吾诚其实挺想离婚的，但姜静宜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离婚的。对于旧式女性来说，出去工作、离婚根本就不是一个选项，所以她的反抗方式只能是非常凶狠地跟丈夫吵架，不让丈夫进屋睡觉，然后把她的母亲和姐姐拉过来形成统一战线去对抗她的丈夫，让他在家庭中孤立。实际上是拉她的丈夫同归于尽：我生活得不幸福，你也别想生活得幸福。

在社会变革当中，当然完美的启蒙者或者完美的觉醒者是很值得尊敬的，但事实上，生活中绝大部分是半吊子的启蒙者和半吊子的觉醒者，在社会变迁当中因为不同思想的碰撞和不完全的发展，造成非常多的悲剧。

《活动变人形》剧照

人生巅峰

《活动变人形》是我的第三部作品，开演后，很多人难免再次提到《蒋公的面子》。从入行到现在，在我的简介中，名字后面一直会写有《蒋公的面子》编剧，这成了我最大的标签。

到今天，《蒋公的面子》已经演了400多场，期间，我经历了读研、读博、组建家庭，而当时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还在上大三。

2011年，我从老师吕效平那里接到了命题作文，为第二年南大110周年校庆写一个话剧剧本。核心概念来自南大流传的传说：1943年，蒋介石要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长，请三位中文系的教授吃年夜饭，三位教授讨论要不要给蒋公这个面子。

对一个大三的学生来说，我没有思考过大学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所谓知识分子都离我很远，当代戏剧现状我了解得也不深。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啊，怎么能凑够支撑一个半小时以上的、两万字的剧本，然后拿到这三个学分？当时最大的野心其实就是，有机会能让一个戏搬上舞台，不能丢人啊。

如果讲创作理念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我觉得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很惨——惨不是说他们生活得有多惨，而是他们的精神很难真正地得到满足，就是他们的抱负啊，理想各个方面，所以我有这种创作动力就是想要写他们的这种比较悲伤的状态了。

那时候我年龄小，生活阅历也少，很多灵感来自书籍，还有一点举一反三的能力。父亲有很多藏书，母亲对中国现当代史有一定的研究，这些对我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我喜欢看历史人物的日记，像跨时空的采访，让他们逐步有血有肉起来。在写《蒋公的面子》时，它们发挥了作用。

搬上舞台后，没想到反响还不错。《蒋公的面子》在南大校庆的时候演了四场，到最后，剧场里面已经没有座位了，站得都是人。紧接着开始加演，一位参演的演员那时候快要结婚了，都没有办法抽出时间去筹办婚礼。当时有人问我，会不会商演，我还说不可能，这个剧本太校园了，市场肯定不会对这种知识分子吵架的戏感兴趣。没想到很快走出了校园，在全国巡演。

2014年8月《蒋公的面子》第161场演出 图源视觉中国

当时就觉得是人生巅峰了呀，确实是高峰了，但是你要是坚持说有各种名气倒也没有，就是一个很小的圈子。那个阶段起初很恐慌，突然一下接到很多电话和名片，很多人出来找我写剧本，还有很多影视公司（找我）。老师出于保护我的态度，劝我不要那么着急接那么多活儿，我自己也想再沉淀几年，所以当时基本没有接。我还收到过一个明星的短信，一个我认为很有名的演员，他说我是某某，然后很感兴趣，想要合作，我没回。他后来也没有再联系我，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很没出息的想法

其实，是在成熟之后回想起来，才突然意识到，原来那个时候这么走运啊，有那么多人给我提供了帮助和保护。南大的兼容并包，我是在跳出来之后才更深刻地感受到的。剧场的空间是戏剧发生的要素，而思想的空间是戏剧产生的要素。没有空间，哪来的戏剧？南大的空间，足够孕育戏剧。

后来，那部剧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开始走出校园，引起社会上的关注。2012年底，江苏省委宣传部找到吕老师，包了三场戏，我们去南艺的一个剧场里面完成了演出。后来也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演完之后宣传部长说：我跟你再谈。但后来他并没有找吕老师再谈，而是把另一部话剧捐给南京市的200万给了吕老师带领的南大艺术硕士剧团。

《蒋公的面子》刚开始巡演的时候，我基本上是跟组的。偶尔演剧中的时太太，大部分时间要承担舞台监督工作，也需要跟剧场或者影视公司谈比如说买车票之类的事，基本成天都在外面跑。那两年对我非常有帮助，一方面解决我的社恐问题，刚开始总觉得麻烦别人，就连想让剧场早一点开空调，都觉得张不开嘴。另一方面就是见到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有让你觉得如沐春风的合作者，也会遇到迟迟拖着不付钱的人，见识过这些之后，我觉得自己才真正走出象牙塔，进入了一种工作状态。

这部剧带给我很多，给了我保研的资格，给了我经济上的收入，给了我在业内的知名度，还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心态，让我觉得大学总算有个交代了，而且自己是可以靠戏剧吃饭的，起码将来走出去，简历里有非常好看的一行：《蒋公的面子》的编剧。

但同时，它也带给我不小的压力。现在回想，为什么产出这么少？其实是有这个原因的，第一部的影响太大，就会很害怕第二部砸掉。

第一部作品其实是歪打正着，核心概念还是老师给我的。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真正想做的是啥，只不过吕老师对我还是很了解的，他给的命题作文正好打在我的点上，我做得比较好。

即使到现在，作为一个超低产的编剧，我仍然很难判断自己的创作能力。很多人不停地产出，质量都不错，哪怕天一脚地一脚但也有非常闪光的作品，那确实能证明自己。但是我能证明自己的作品很少，原创至今只有《蒋公的面子》一部。《繁花》和《活动变人形》都是改编——改编当然对编剧能力也是有要求的，但是我找到的两本小说基础都非常好。

所以，也会有证明自己的冲动，也会尝试做一些作品，但总是想，我不能做太平庸的作品。

当初我做毕业作品改编了一个历史事件，但因为牵扯了太多的问题，而且写得不满意，最终没有拍出来；还有一部是校园爱情戏，那时候就是累了，不想再写一个花半年时间查资料的戏，就想写一个轻松一点的试试，结果写出来很差很差，我非常不满意，就直接扔掉了；也有的是委托创作，对方不满意，我也不满意，大家一拍两散，项目就不要了。像这种委托创作我还是要对甲方负责，所以后来有甲方找到我的话，我觉得我不行就拒绝。

我很挑项目，有一些很好的项目找到我，但是我觉得我不合适，我不是这一挂的，就会不接。实际上也是一种过于保守的表现，我也知道有一些创作者会非常勇于挑战自己，多尝试之后，才能明白我的路，或者拓宽我的创作题材、模式，但是相较他们来讲，我真的是一个很胆小怕事的编剧。

前阵子一个小伙子说很喜欢我的作品，非常客气地问我怎么保持这种高质量创作，我说，我一共就两部作品，能叫保持高质量创作吗？那唯一的方式就是产出了高质量作品之后，再也不产出，会想到如果我英年早逝了就很好，在人生巅峰突然一下（笑）。

还好后来遇见了《繁花》，反响也不错。2015年底，上海五盟文化通过吕老师联系到我，表达了将金宇澄先生的小说《繁花》改编为舞台剧的想法。看完小说的时候，有个并不十分重要的片段，就像电影的概念图一样，一直留在我脑海中：吴小姐穿着反光质地的露肩裙跳进舞池，像银白色的浮标一样时隐时现。其实整个《繁花》讲的也是这样，在大时代之下，小人物游走在历史和城市之间，漂泊不定。这个片段后来并没有出现在剧本中，但是让我有了创作冲动，以及（奠定了）整部戏的基调。

《繁花》剧照

后来我就逐渐明白了，我愿意接什么样的工作，就是我看了喜欢，而且能想象出它在舞台上的样子。

这些年的创作之外，我基本在读书、做研究，读研究生的时候结了婚，组建家庭，然后我们今年又生了孩子，重点还是在生活上吧。创作者可能永远都会有焦虑，因为永远无法确定下一部作品是不是成功。我就只能安慰自己：起码还读了个研究生；比起写了一大堆本子没有院团愿意排的那种，已经幸运得多了；哪怕后面再也没有好剧了，也可以说，有一部作品可以屹立于戏剧里面……当然是很没出息的想法，但是确实会给自己安慰。

所以就是人有的时候总得安慰安慰自己，就是现在很多人讲什么结婚生孩子，我们也聊过一些，也确实觉得为什么有些人会要生孩子？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人进行到了一个阶段都有目标或者说得有一点受众，要不很容易陷进巨大的空虚和焦躁。当然这可能是生孩子里面非常自私的一种想法，但确实是一种事实。

我博士还没毕业，2016年开始读的博士，我什么时候写出博士论文就（读）到哪一年。读博士的想法就是想留在高校。最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哪天我写不出来了，我好歹还能想，我还是一个大学老师。

戏剧的角度

这次《活动变人形》在北京首演之前，我还是挺焦虑的。因为疫情的缘故，当时南京到北京的高铁票不出售了，我看不到舞台上的成色是什么样的，也看不到现场的反应，只能在微博上刷观众的反馈。

整体评价还不错，但比起称赞，更让我感动的是有时候能刷到那种很准的评价，讲的点都是你真的想表达的点。就像最近我在微博看到一个网友，他也讲了倪吾诚夸夸其谈等等各个方面，但又说：他的痛苦又是非常真实的痛苦，不能用『渣男』来总结。

其实，我也不希望观众看完这个戏说，倪吾诚就是一个混蛋，这就是一个渣男。为此，我特意把他在出生家庭里的经历写在了戏的开头，他被诱骗吸鸦片，被他母亲包办婚姻等等。其实对于整个情节的完整度来讲，这段戏是完全可以不要的。上来就是倪吾诚结婚之后的故事，情节会更紧凑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是必要的，还是得让观众进入到那个时代的氛围里，我希望观众能够理解为什么当时这种知识分子会有全盘西化的想法，以及为什么会有后面的所作所为和生活方式。

下半场里，有一段他们的女儿发疯的戏，在春节时突然举止不正常，实际上是想表明，这个家庭的症结非常多，如果把这个家庭的悲剧归咎于倪吾诚，我觉得这个戏太简单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犯罪，但又不能说他们都是坏人，每个人又都很可怜。我觉得王蒙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其实是给家人一个拥抱的，虽然这些人并没有给下一代带来什么好的童年，但当孩子长大之后，仍然会理解和悲悯那一代人。

直到今天我们上网去看，评价那些历史人物，尤其是新旧交替、思想碰撞时期的人物，很多人还是会用很两极的方式去看。

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骂过鲁迅，就是因为大家突然发现，原来他在老家有一个原配妻子叫朱安，所以他是一个渣男。但是我们不能以今天这个社会的宽容度来看当年的人，对当年的人来说，鲁迅有什么其他的路可走吗？要么跟朱安不幸福地过一辈子，要不然就是他逃出来，养活朱安一辈子。无论如何朱安都很可怜。但是如果给朱安一条路——鲁迅也曾经这么做过，就是你出去读书或者怎么样——朱安是不愿意的。但是你又能苛责她的不愿意吗？她自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就是：我应该在家相夫教子。

这种悲剧实际上是社会和个人共同塑造的，而在这种悲剧里，每个人都会扛起道德枷锁，不仅在人生选择上走投无路，其实在这种道德上也是走投无路的，他找不到一个能使他真正干干净净的生活方式。这种走投无路，也是《活动变人形》最触动我的。

《活动变人形》剧照

在我看来，这些也是戏剧要做的事情，像吕老师所说的，把灵魂放在火上烤。

本硕博这些年，吕老师一直是我的导师，他对我影响很大，我之前开玩笑说他是三观粉碎机。专业上的影响当然有，我整个创作完全是他教出来的，但更多的是三观重塑的过程。中学时代非常单纯，没怎么思考过这个世界，到了大学突然有人讲世界观，讲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复杂，真的非常震撼。

其实，当时《蒋公的面子》结尾经过了好几番。吕老师说，最后三位教授去和蒋介石吃饭，或者不去，都是缺乏诗意、让人厌倦的；戏剧不应该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而是有诗的高度。吕老师是很反对正剧的，他认为我们的戏剧应该指出道德的边缘所在，表现人在天地间的卑微、荒谬与无奈。所有的社会规则和道德解决不了的问题，所有的人类在道德上的困境，才是我们的戏剧应该写的东西。

《蒋公的面子》是有这个意思的。虽然我当时可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学术上的追求，但是我确实也希望不要塑造一个大家心中的道德榜样，就是呈现他们的状态。写出永恒的问题、永恒的思考，那它确实是超越时代的。像《玩偶之家》，大家都在说这是女性解放，即使哪一天女性解放不是这个社会重点探讨的问题，里面塑造的娜拉这个角色仍然是非常丰富和有意思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功能性的角色。

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戏剧对我的影响，我想得很简单，它让我进了这个行业，给了我吃饭的家伙，让进剧场看戏成了我的一个消遣的选择。但最大的影响是，它改变了我看世界的视角，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有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世界不会是无聊的。就是很多时候看一个新闻，看一件事情会从某种戏剧的角度去看待。

选了戏剧之后，我就不大相信特别唯美的东西，因为我总希望这个事情会更复杂。就比如说一个警方通告出来，这件事看上去特别的离奇，我就想说如果我是编剧，改这个真实事件的话，我可能用什么方式能让这件真实发生但是又看上去特别离奇的事件在戏剧中看上去合理。

我印象很深，就是以前非常著名的一个传说，就是有一次梁思成在家，然后林徽因说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她的意思就是说我爱上了隔壁的邻居金岳霖，有一些林徽因的粉丝会觉得这件事情本身特别的浪漫。因为传说是讲的她同时爱上两个人，然后梁思成很尊重她，说你是你自己的，就是要尊重你的选择。如果是真实发生的话，我就会想到有没有可能是另一种结果？

我当时还查过那个时间段林徽因和梁思成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就是按照那本书里面写的那个时间段，梁思成应该是刚从山西考察回来，然后林徽因那个时候挺着大肚子，而她的身体也不好，她有肺结核，她是之前在香山住了一段时间在养病。我就说这是梁思成从山西回来累个半死，林徽因挺着一个大肚子跟他说，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那梁思成回答她说，我尊重你啊，你是你自己的，那也有可能这个意思就是我老婆现在荷尔蒙也不是很正常，而且我也累得半死，爱咋地咋地吧，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就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往这种唯美的方向去写，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是林徽因她确实当时怀着孩子心情不大好，而且大病初愈，然后另一方面梁思成又从山西回来累一个半死，不想理这个事情，就是敷衍她一下。

温方伊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