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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镜之下,医生的脆弱与伟大

2021年8月19日 文/ 栗子 编辑/ 楚明

对他们而言,医生不只是一个职业,更是一种伴随一生的生活方式。它意味着一个人要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学习和自我更新。

文 |栗子

编辑 |楚明

运营 |以繁

在大众的印象中,医生似乎是个形象足够明晰的职业。在生活里,他们往往有洁癖,注重健康,带头抵制垃圾食品;他们会有丰富的社交关系和体面的生活,绝对不缺朋友。面对疾病,医生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定的毅力,会迎难而上。在普通人眼里,医生就是精英的代名词。

但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在医生的吐槽大会《健笑了》,可以看到许多颠覆人们对医生认知的事情。

人们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误解远远不止于此。很多时候,那些在门诊室和手术室之外工作的医生,他们的努力没有被看到。人们也难以了解医生在与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打交道时,真正的内心世界。

吃垃圾食品犒劳自己

人们总在影视剧里看到这样的医生。他们穿着笔挺、干净,白大褂永远是新的。如果是男性,他一定有看起来喷过不少发胶的规规矩矩的头发,还有清爽的、每天都会仔细处理的胡须。如果她是女性,除了飘逸的头发,她还会画着精致的妆,就算到了晚上到家睡觉的时候,依然像半永久一样挂在脸上。

然而,现实里的医生真的是这样吗?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学生李立表示,一个正处于规培期的医学生应该是这样的:头发略有一些油腻,但还没到油光发亮必须要洗的程度;眼睛下有两个黑眼圈,伴随着暗沉的肤色和零散分布在额头和鼻子上的青春痘。你会看到这些还算年轻的医生们逐渐丢掉自己的帆布鞋、球鞋,改成常年穿的一双洞洞鞋——一种以丑和难搭配著称的单品。

东直门医院的骨科医生杨济洲是80后,他也是时尚绝缘体,“基本上这一个夏天一条牛仔裤、一条休闲裤,两条裤子轮换着穿,到了医院之后都是工作服,这些也就是来回路上穿一下”。

为什么电视剧中的医生形象与现实里的差别如此之大?如果知道一位医生每天的工作安排,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显得有些不修边幅。

杨济洲的一天从早上6:10开始。他所在的骨科属于外科,每个工作日,他需要在7:20到医院,从查房开始一天的工作。周一、周三、周五是手术日,一个接一个手术把一整天排满;周二和周四是门诊日,他要一天接诊数十位病人。按照医院的系统设计,专家门诊预约号在30个左右,但到了中午11:30,会有一些老患者或是增加的预约号,于是,接诊时间会延长到下午2:30。在这之后,他才能吃上中午饭。而下午的工作结束后,到了5:00,工作还没完,得继续查房、出医嘱,再跟其他医生交班。

▲有时过于疲惫,医生会直接席地坐下休息。图 / 视觉中国

就算下班回家,医生还在工作。许多患者会在深夜线上咨询问题,病房里的危重患者的情况也需要持续关注。杨济洲有教学和科研任务,需要集中精力在整块时间里完成。

处于规培阶段的李立工作更琐碎。上午,他要查房,给病人换药、开医嘱、写病历、办出院,下午则是协助主刀医生连续做多个手术,站三四个小时。他晚上的时间也留给学习和科研。没有病人呼叫的时间里,他收集病例、标本,做实验,写毕业论文,准备规培证考试。

除此之外,许多医生还要值夜班,作息被动地不规律起来。很多医生都处于缺乏休息的状态,虽然好像每个医生都有洁癖,“无菌意识很强,但休息室乱得一塌糊涂,都是累得不行了的时候赶紧在这休息睡一会儿,顾不上收拾”。

对医生而言,时间是宝贵的。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医院,5分钟、10分钟就吃完饭是常态。医生很难参与育儿,杨济洲的儿子还在上小学,每天早上儿子去学校时,他在医院查房;放学时,他还在手术台上或者门诊里。这些年里,他没有接送过儿子上学放学,连准确的放学时间都不知道。

麻醉科医生顾士杰没有时间谈恋爱,至今还是单身。他觉得医生的疲惫是一种无奈,“太累了,下班只想在家里待着,看看书”。由于无暇思考如何休息和娱乐,吃什么成了最重要的事。“只有晚饭这顿饭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不用吃得那么快,我会犒劳自己点个汉堡炸鸡什么的,都是垃圾食品。”

▲医护人员在狭小的休息室里吃外卖。图 / 视觉中国

很多努力不被看到

人们对医生这个职业匮于了解的,还有在医院这个庞大而精细的系统里,那些很少被看到的岗位和努力。

张时民在协和医院的检验科工作了43年。在这家全国著名的医院里,全部类目的检测有几百种,他每天的工作是跟团队里的5位同事一起检测2000份以上的标本,其中包括血液、尿样、粪便以及各类细菌、真菌等。

他也曾轮转到接收病人送检排泄物标本的窗口工作。有一次,他看到病人用纸把装载尿液的塑料器皿“里三层外三层裹起来”再递给他。病人觉得尿很脏,但他觉得完全没必要:正常的尿液刚排出来的时候甚至是无菌的。

张时民早就习惯了跟排泄物打交道。“我们经常把病人的标本处理完了,洗洗手转过头就到旁边吃饭去了。我们把它看作是能反应病人身体健康信息的标本,并不去想其他的事情。”

在一位检验科医生眼里,经过几十种的检测后,尿液可以成为判断肾脏病、泌尿系统、代谢性的疾病等的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血液,在检验科,有80%的检测与此相关,涉及的种类有数百种。同样可以成为依据的,还有人们嫌弃的粪便。

3年前,张时民接触到了一个有些特殊的病例。在临床医生的描述里,病人感到不舒服,恶心呕吐,粪便里发现了金属,同时还有腹腔积液。这些症状加起来有十几种,互不相干,难以联系到一起,很更难判断问题的根源。临床医生没了办法,委托张时民给这位病人做检测。

因为病情过于复杂,一周后,协和医院举办了全院大会诊,轮到检验科报告时,张时民提到自己在病人的粪便里发现了3种寄生虫。根据他提供的检验结果,内科医生确定了病因,可以对症医治,病人在3个月后就治愈出院了。

对医生而言,检验科医生是“医生的医生”。现代医学讲究证据,很多疾病并不是看一看、摸一摸就能诊断出来的,检验科里上千种检测报告可以用准确的数据反应病人身体的变化,是病人走进医院后接受的第一次诊断。

有时遇到一些疑难情况,张时民还会跟同事几个人讨论,为什么仪器显示的图像会不一样、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之间有什么关系,还要跟临床医生沟通病人的背景,再核实这份报告是否可以发给病人。与检验科相似的还有放射科和病理科,这几个部门是医生最好的助手。

尽管检验科医生的工作如此重要,但张时民发现,“在收集标本的窗口很有意思,你会看到有人管我们叫‘师傅’,有人叫‘护士’,有人叫‘喂’,还有的什么都不叫,叫什么的都有,但是很少叫‘医生’的。”这些称呼直接代表了大众对检验科的印象。

实验室有生物安全要求,病人不可以随意进入,人们很难知道完整的检验流程是什么样、有多少人参与了检验工作。因此,“普通病人去看病,如果病看好了会感谢医生,但很少有人想到检验科医生”。

▲现代化的实验室,血常规检测流水线。图 / 受访者提供

为了那个身体里有3种寄生虫的病例,张时民自费100多元买了5本相关的书籍,下班之后熬夜钻研,才想到这些症状或许与寄生虫有关。“申请买书审批也挺麻烦的,我想着100多块钱,也就是出去吃一顿饭的事,直接就买回来了,但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现在,张时民的家里有一整个书柜的医学书籍,都跟各种疾病的检测、诊断有关。

新冠疫情时期,医院要迅速研究出检测新冠病毒的方法,实现快速检测,完成几万、几十万人的大量筛查,这些成果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检验科医生的努力。

对更多临床医生来说,那些在手术台之外的努力通常也没有被看到。

医生面前,人人平等。医生应该用耐心的态度向每一位病人解释病情、提供治疗方案。杨济洲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消耗情绪的事情”。

但回家之后,家人感冒发烧,他会直接说:“没事,吃药就好了。”这两种态度一对比,家人会觉得“你不把我当回事儿,太高冷了”。家人认为医生对患者的关心大于对自己的关心。

杨济洲偶尔会遇到一些不太容易沟通的病人,即便有情绪也要保持职业素养,但这些情绪有时候调节不好,会带回家庭内部。“看到孩子调皮会忍不住说几句,说完我就后悔了,孩子也很不容易,我不至于发这个火。经常有这种情况。”

在他看来,“医生其实也是服务人员”。

▲图 / 视觉中国

医生也有无奈的一面

人们都以为医生是一份体面、高薪的工作,但根据丁香园•丁香人才发布的《2020 中国医院薪酬调研报告》,一线城市全国专科医生平均薪酬25.3万,二三线城市19万,低线级城市12.8万。这很难跟医生的工作量相匹配。李立说,“医生要做的事情更多,身上的责任也更多”。

几天前,北京房山区出现了几例新冠肺炎病例。杨济洲的一位同事恰好与其中一名感染者住同一社区。周五晚上同事下班回家,快到家时发现社区被封了。此时继续回家,他就要被限制出行,在家工作。对医生而言,这其实等同于一个难得的、天经地义的休假机会。但考虑到医院里的病人还需要他,他没有回家,转头回了医院,之后都住在医院的休息室里。杨济洲说,“需要抉择的时候,他首先考虑了患者”。

大家都觉得医生无所不能,实际上,面对病人时,医生也会感到无力。

李立在医院规培时,曾在深夜接收到一名腹痛难忍的女性,诊断后发现小肠破裂。丈夫陪她一起来做检查,看起来很着急。检查之后,李立发现,这名女性腹部有明显的钝器击伤。询问因为什么受伤时,病人始终沉默。李立推测她可能受到了家庭暴力,但当时无法直接拆穿。

在医学生的考试题里,最常见的是一道医学伦理题: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查出了丈夫感染艾滋病毒,你会不会告诉妻子这件事?正确答案是:不能。

病人不只是个体的人,同时也是家庭、社会中的人。医生的工作是医治病人,但每个人有自己的考虑和选择,医生永远要尊重病人的主体性。

人们觉得医生是在与疾病做无畏斗争,但面对疾病,医生更加心存敬畏。

很多人并不知道,许多疾病都无法被彻底治愈。人们理解的治愈,实际上是“维持”。一个生过病的人,身体机能不可能恢复到生病之前的状态。

李立举例,已经形成的病理性近视是治不“好”的。“近视眼手术的原理要么是把人的角膜削薄,要么是在眼睛里植入人工晶体,去等价戴一定度数眼镜的效果。你好像没事了,其实没有被治好。做过一次近视眼手术的人要非常用心保护眼睛,不然很容易再次近视。”

很多疾病一旦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就会产生难以接受的后果。

杨济洲在读硕士的时候遇见过一位病人,在送到医院前没有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耽误了几天,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走出手术室,他一整天没说话。“这种场面对我打击很大,觉得人太渺小了。”

▲图 / 视觉中国

麻醉师顾士杰也多次遇到“人已经不行了,送到医院抢救”的情况,“医生知道什么叫回天乏术,但家属不愿意放弃,这个时候非常无奈,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很绝望”。

因为职业性质,医生是最直接面对人的衰老和死亡的人。李立的室友在ICU工作,“管了6个病人,一周走了4个,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因为太大的工作压力和强度, 有人会离开医院,离开手术台,去从事医疗相关工作。李立的同学,有的去了医学杂志社做编辑,有的去了药商厂家,给新药上市做临床评估。

李立觉得自己是个“逃兵”。分科室时,他选择了眼科,因为“这里没有太多的生老病死”。他在医学里逐渐学习怎么面对死亡。在一本书里,他看到癌症专家的研究发现:病人在面对自己患癌的消息时,心理变化会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不相信,觉得医院误诊;第二层是愤怒,凭什么是我?第三层是讨价还价,我愿意把所有的收入都给上帝,让我多活20年;第四层才是接受这个结果。事实上,这也是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心理变化。

李立说,“看完这本书,会想得更开一些”。

杨济洲仍然愿意做直面死亡、果断决策的医生。“能够挽救一个人的生命,缓解人身体的疾病和痛苦,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同时,医学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学科,每一位医生都必须保持学习习惯,这对他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哪怕是不是站在最浪尖,也要勇于更新自己的知识和关键技术,接受新事物。作为医生,更要有一个包容的系统。我很享受这些。”

张时民在上个月刚刚退休,但他觉得自己还可以继续学习。除了时不时到医院或学校与同行交流工作经验,他还开设了一个微博账号,有空时发布自己拍摄的显微镜下的标本照片。

常常有医学生发图片@他,向他咨询:“老师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五个月小孩的粪便涂片。”他会仔细观察后回复:“这不是粪便里该有的东西,再涂一片看看。

▲显微镜下的尿酸结晶。图 / 张时民微博

对他们而言,医生不只是一个职业,更是一种伴随一生的生活方式。它意味着一个人要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学习和自我更新。

在《框不住挑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普通人要成为医生,会遇到哪些更具体的困难。对他们来说,从选择做医生的那一天起,挑战就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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