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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舍得》,真实的鸡娃还是虚假的焦虑?

2021年4月28日 文/ 徐晴 编辑/ 楚明

人物有自己的心理逻辑和行为逻辑,这才是好人和好剧本,也是最容易被观众代入的剧本。观众会跟角色共情,会因为角色生气。关于田雨岚这个角色的争议这么大,有人说她太夸张了,又有人能理解她,恰恰说明这个人物立住了。

人物真实了,接下来是戏跟观众生活贴近。

2016年《小别离》播出之后,有观众留言说“黄磊回家是换鞋的”,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小的一个无意识的细节会被观众抓住。

从本质上来看,“真实”是跟观众的距离,越真实,剧作跟观众的距离越近,越容易引发讨论。

文 |徐晴

编辑 |楚明

运营 |以繁

几天前,《小舍得》再一次上了微博热搜。这一次引起关注的是小学生颜子悠,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的妈妈说:“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相关话题下的数万条讨论中,有人站在家长的角度认为颜子悠“不懂父母良苦用心”,也有人站在孩子的角度提倡“快乐教育”。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有人甚至在讨论区里争吵了起来。

联系起近几年的网络流行词汇“内卷”“鸡娃”,以及国内飞速发展中的线上教培行业,颜子悠面临的“小升初”压力与母亲田雨岚的教育理念不仅戳中了微博网友的心,也切中了国内一亿以上家庭的痛点。因此,《小舍得》在开播当天收视率破1,12天后又拿下了同时期新剧的收视率第一。光是微博热搜,就上了一百多个。

这部电视剧的幕后创作者是柠萌影业。这家年轻的影视公司创立于2014年,却在教育题材与现实主义创作上相当老练,2016年推出的《小别离》和2019年的《小欢喜》都获得了高口碑和高收视。作为“小”系列的第三部,《小舍得》在讨论度上更胜一筹,但争议随之而来:有观众认为《小舍得》“矛盾过于集中”“人物形象太夸张”,有“贩卖焦虑”的嫌疑。

▲剧中妈妈田雨岚听到儿子真心话后的反应。图 / 《小舍得》截图

徐晓鸥是教育题材“小”系列的总制片人,三部作品她均有深度参与。她曾在浙江卫视与上海东方传媒(SMG)工作,担任《杜拉拉升职记》《蜗居》《浮沉》等知名电视剧的制片人。2014年,她与其他三位创始合伙人一起创办了柠萌影业。在她长达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现实主义”始终是一个无法忽视的词汇。

围绕着国内电视剧中的现实主义如何落地,以及伴随着现实主义的争议,每日人物采访了徐晓鸥。以下是她的讲述:

洞察社会情绪只是第一步

《小舍得》是一部教育题材的电视剧,剧情围绕着一对继姐妹的亲情关系,和她们对待孩子“小升初”的不同教育观念展开。在这部剧之前,柠萌影业还出品了《小别离》和《小欢喜》,都是“小”系列,也都是教育题材,对应的分别是“初升高”和高考。

跟前两部相比,《小舍得》收到的观众反馈更多,在微博上有二十多亿的阅读和两百多万讨论。有人联想到“鸡娃”,有人联想到最近两年兴起的校外教育、在线教育还有两会上刚被提出的政策。因为非常精准地刻画了当下的现实,很多人会过来问,《小舍得》是在3年前立项的,你们怎么会知道小升初在今年有这么大的热度?

其实这是一个巧合,又不能说是巧合。

从宏观的视角去看,我第一部参与制作的剧是2010年的《杜拉拉升职记》,那时候职场还是很新鲜的话题,中国的第一代白领刚刚开始成熟,尤其外企白领非常光鲜,受人羡慕,所以讲她们怎么在职场奋斗的电视剧一下子就红了。我们再做职场题材是《浮沉》,当时外企已经在国内扎根,怎么跟国企去打交道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到现在的社会背景中,再来做讲职场的电视剧,那要讲大厂、要讲国货。

表面上看,这些过去流行的电视剧只是题材发生了变化,其实背后是社会情绪的变化。柠萌影业内部存在一个逻辑:因为制作周期的原因,做电视剧需要一些前瞻性,现在制作的东西要两三年后甚至更久才播出。影视工作者一定要关心社会议题、洞察社会情绪,这样做出来的作品才更接近当下的社会现实,才能保证它仍旧是新鲜的、切题的。

而社会情绪不是突然转弯的,它是像河水一样流淌的。一直洞察社会,就会对社会情绪的走向有体感,除非出现像疫情这样突然的变化。

在柠萌影业内部,每周二有一个“江湖会”,所有的员工都参加,大家一起看上周的热点新闻和舆情变化。新来的同事还要做一个专题,讲一讲自己在关心什么。比如有人分享周围的朋友最近都在玩的游戏,有人分享了什么是剧本杀,但专题并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还要讲游戏好玩在哪儿、为什么这个游戏会火、剧本杀会火。一定要说明,到底年轻人在渴望什么?现在的社会情绪是怎么样的?

公司也提出,每个话题要有社会学意义。比如女性要不要生孩子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的女性自己的选择,里面包含了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问题、女性工作方式、社会地位的变化等等。

柠萌的女性偏多,整个行业也是女性偏多。一方面女性的共情能力、情绪的感知能力更强,这是天然的。另一方面女性身上的社会责任复杂,比男性复杂,所以女性对创作有更多体会。比如说教育话题,其实男性没有太多感受,因为大量的教育责任都是母亲承担的。

把握社会情绪、用社会学的视角去看问题,这两种思维贯穿了我们工作的全部过程。

《小别离》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教育题材。这部剧在2014年立项,那时候中学生出国留学并不是常见现象。我自己的孩子在初升高、决定要不要留学的阶段,我对这个话题很有共鸣。所以是本着尝试的想法做,没想到播出之后立刻有了很大的反响。

▲海清在剧中扮演了一个控制欲很强的母亲。图 / 《小别离》截图

第一部的收视率和口碑给了我们信心,接着确定要做《小欢喜》。这部剧播出是在2019年,国内的高考竞争越来越激烈,可以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它切中了很多人的情绪和心理,市场反馈也非常好,在豆瓣上评分有8.4。这两部剧做下来,我们对教育题材的信念感已经很强了。因为长期关注教育领域,我们注意到升学竞争不断前置,抢跑现象明显,小升初成为教育的新痛点,而国家教育政策也已经开始关注这个现象,所以2018年《小舍得》也立项了。

很多人会说现实主义是柠萌影业最大的特色。确实是这样,一步步摸索着走下来,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洞察社会情绪只是第一步,为了让现实主义落地,我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我们尝到了“真实”的甜头

很多人看到《小舍得》第一场戏就说这是“修罗场”。南俪、田雨岚带着丈夫、孩子家人到南建龙家里去吃饭。从出门到吃上饭,她们俩一直在比,比孩子,比出身,比跟南建龙的亲情。

透过剧里的几个小细节,比如南俪让儿子带上南建龙给买的金手镯、田雨岚让儿子背圆周率、南建龙给田雨岚儿子的礼物跟上一次相同,人物形象一下子就出来了。南俪隐忍温和,但也有脾气;田雨岚争强好胜,不安全感很强;南建龙看似“端水”,暗地里他更偏爱自己的亲生女儿。

▲田雨岚在餐桌上让儿子当着全家人的面“表演”背圆周率。图 / 《小舍得》截图

几位演员把“修罗场”诠释得非常好。南建龙的扮演者是张国立老师,他已经很久不演电视剧了。在项目确定之后,柠萌的导演、编剧、制片人等主创人员会一起商量演员的选择。大家觉得这个角色非张国立老师莫属,请了他三四次。本来他没有答应,后来看了剧本,导演也跟他聊了人物和故事,他觉得好,就接了。

蒋欣是很快就敲定的。讲到田雨岚,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蒋欣,除了她没有别人,只有她能演。蒋欣也看了剧本,她说,“演完肯定要挨骂的”“观众要恨死我了”,但她不介意。我们之前没有合作过,她纯粹是因为认可这部戏和角色才愿意演。

南俪这个角色很不好演,越温和的越难演,需要演出层次。我们觉得宋佳是合适的,她有出演电影的经验,表演很高级,有一种“留白”,可以完成这种层次。但是她没有孩子,以前没怎么演过母亲,对她来说也有挑战性。

为了演出母亲的感觉,宋佳跟有孩子的朋友交流,看人家怎么带小孩。母亲的动作和单身女性在家里的动作不一样。南俪一进家门就会放下包问,“欢欢你在哪?”她跟夏君山聊天会边收拾边说话,不会光坐着聊天,母亲的手上一定有事情在做。

▲宋佳饰演的南俪被网友评价为温柔中有股“劲儿”。图 / 《小舍得》截图

演员跟角色贴合无疑非常重要。有观众会问,为什么《小舍得》没有延续之前两部的阵容,还找黄磊、海清来演一对父母?主要是我们这次写的是小学生,所以从开始就决定换一批演员,更新一下父母的年龄感。不过,黄磊是《小舍得》的艺术总监,他一直在跟我们合作,只是换了方式。

演员是否贴合角色首先决定了人物能不能立住,接着是让人物自己“跑起来”。

我们常常讲,一部剧里的人物要有来处、有归处。《小舍得》里的每个人物都有长达一两万字的人物小传,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描述,比如南建龙原来是干嘛的、官至什么级别、他是在哪一年生病、哪一年离婚;南俪的爱好是什么、一个月挣多少钱、能够穿什么档次的衣服、在超市应该买什么样的牛奶。这都是人物的来处。

有一些来处可以通过回忆的形式在剧里看到。比如有一场戏是南俪和夏君山在车站相识。其实这是南建龙安排的,他挑中了夏君山,但从来没有告诉南俪,把故意安排变成了偶然的见面——父亲很爱女儿,他知道自己直接介绍女儿不会接受,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小舍得》里有两个年轻的家庭,其中南俪和夏君山是和谐的合拍夫妻,田雨岚和颜鹏是互补的性格。颜鹏虽然是富二代、啃老族,但性格非常好,田雨岚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正因为这个才走到了一起。

那么田雨岚现在的条件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逼儿子?小传里也解释了这件事。南叔虽然帮助了田雨岚,但她能读大学、找到工作、升职都是靠自己。她是这么长大的,教育观念都是自己人生经历的投射。后续的剧情会慢慢提到这些“来处”。

人物有自己的心理逻辑和行为逻辑,这才是好人和好剧本,也是最容易被观众代入的剧本。观众会跟角色共情,会因为角色生气。关于田雨岚这个角色的争议这么大,有人说她太夸张了,又有人能理解她,恰恰说明这个人物立住了。

人物真实了,接下来是戏跟观众生活贴近。

剧中南俪和夏君山的家是120平方米,拍摄用的棚就是120平方米;夏君山是设计师,南俪是营销总监,两个人有不同的活动空间,所以置景时两个人的书分开放在不同位置的书架上,分别是设计相关的书和营销类的书。南俪的书架上可能还有一些女性类书籍,比如波伏娃的《第二性》。

考虑到南俪几十万的年收入,她会穿600元的Ellassay条纹衬衫,拎六千多元的Max Mara的包,戴两千多的Gio钻石项链;作为营销总监,她也有一块拿得出手的几万块的表。田雨岚收入没有南俪高,但是她爱攀比,她在剧中背的包除了Prada,CHANEL,就是LV、Gucci,都是可以用来充门面的。有一款大号CHANEL流浪包是田雨岚最贵的装备,每逢大场面都会出现。这些东西也有来头,可能是过生日颜鹏送给她的。

▲田雨岚赴家宴前在门口又补了一次妆。图 / 《小舍得》截图

说实话,我们尝到了“真实”的甜头。2016年《小别离》播出之后,有观众留言说“黄磊回家是换鞋的”,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小的一个无意识的细节会被观众抓住。从本质上来看,“真实”是跟观众的距离,越真实,剧作跟观众的距离越近,越容易引发讨论。但比这种质感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故事层面的“现实”。

用更系统的方法靠近社会现实

柠萌影业跟记者这个行业很有缘份。我们创始人团队都来自于传统媒体,可能骨子里都还是有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感。

《小舍得》的原著作者鲁引弓跟我们合作过很多年,他也是调查记者出身,在创作上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当时,买下了鲁老师小说的版权之后,我们找到了编剧周艺飞,她的孩子正在小升初阶段,有着满腔的表达欲,我们一起策划怎么改编,让它更符合剧作规律。其中最关键的是,小说是个体的观察和表达,剧本需要大众表达的浓缩。

为了实现“浓缩”,编剧和我们都会做一些采访和田野调查。柠萌影业内部有一个调查团队,他们有的是特稿记者出身,有的以前是调查记者。在编剧的改编和创作中,这个小团队一直在运转。

其实从《小别离》开始,跟我们合作的编剧都懂怎么提需求,比如“能不能帮我找一些采访对象?”“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做采访?”“我还想要采这些人”等等。创作过程当中只要编剧觉得有缺失,觉得某个人物好像写不下去、写不深了,那就去采访。

《小舍得》的前期采访比较集中,一次采访二三十个人。我们还会在柠萌的萌剧社里招募年轻的家长报名,开座谈会。加起来,《小舍得》采访过一百人以上。

我们很幸运地遇到了米桃爸爸的原型,一个从河南来的爸爸,老家经济不是很发达,他自己在上海务工,做建筑装修工作。他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提到他的孩子还在老家,他办了居住证正在打算把孩子转到上海来上学。

我们还采访了一个精英妈妈,她是大公司的法务人员,顶级名校毕业的,但她来参加座谈会时表现得既谦逊又担忧。她的小孩还在学龄前,她已经开始焦虑了,渴望跟其他家长抱团取暖,获得一些信息和指点。这让我们非常惊讶,但也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认为的精英人士对孩子教育的焦虑跟普通家长是一样的。

有了非常多的采访素材,我们可以进一步提炼典型人物和细节,跟编剧共同探讨什么会让观众有共鸣。

▲陶虹饰演的妈妈一句“妈妈都是为你好啊”让许多观众找到了共鸣。图 / 《小欢喜》截图

比如《小欢喜》《小别离》都有具体城市,北京或是上海。这次我们用了一个虚构的地方“江州”。为什么没有用具体城市?因为想把更多的政策案例放在这个故事里。每个地区小升初政策差异相对比较大,上海小升初是五年级,北京大部分地区都是六年级;上海今年划分学区开始摇号了,北京可能是多校划片。为了更包罗万象一点,让观众理解“现实”更多一点,我们会挑选典型的政策放进去。

跟原著相比,《小舍得》改动最大的是人物关系。原本南俪和田雨岚是一对闺蜜,但是这样比不直观,不带劲,比不起来。当剧本总监提出把她们俩放到同一个家庭里的时候,我觉得太好了,无法挣脱的社会关系里人才最爱比较,两个人的矛盾集中到了一个场域里。

另外改动较大的是钟老师,原著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角色,只提到他从公立学校出来,到培训机构教课,一年能赚两百万。后续编剧把这个人物塑造得更丰富了,让他跟张雪儿各自代表了一种教育观。钟老师是丛林法则,张雪儿认为有教无类。

除此之外,原著里南俪听说女下属怀孕表现出的是生气,但剧里南俪是一个理性和善的职场女性,她作为一个生过孩子的母亲,知道女性面临过的压力,那么她会真诚地祝福新婚的女下属。反而女下属很慌乱,着急澄清自己暂时没有生育计划,这是社会现实。

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止在于反映现象,呈现问题。《小别离》《小欢喜》关注家庭内部的教育和代际关系,很少涉及学校教育。我们当时用了几个“拐杖”,比如中年危机、夫妻矛盾。因为这个原因,很多观众有了刻板印象,看完《小舍得》前几集会说“颜鹏该出轨了”。实际上我们再也不会用这样的拐杖了,我们想扣着教育这个主题紧紧地往前走,往深里走。

▲小别离中的朵朵一家,是不少家庭的缩影。图 / 《小别离》截图

《小舍得》做了教育的多个侧面,有两种老师、两种教育观念的冲突,有从教师层面看教育管理、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的矛盾,升学政策的变化,还有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之间的差距等等,这比之前两部都更深、更宽阔。做出这个改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观众不再爱看家庭内部的零零碎碎,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更深入了一些,我们想用更系统的方法去靠近社会现实。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议

剧集播出之后,我们会时刻去看观众的反馈。播剧的时候,我手机不离手,一般一天只需要充一次电,现在一天要充三次。所有的平台我都会看,微博、豆瓣等等,还有播剧的平台的弹幕,看看观众怎么说。观众的体验对我们的创作是有反哺的,这也是我们不断和观众建立连接的一种方式。之前播《三十而已》有一些争议集中在林有有身上,觉得她是一个工具人。在我们内部的讨论里,这样的角色有戏剧功能,但不易过度描摹,我们不愿意表达“小三”的复杂性,把她写得简单是选择的问题。但我们没想到她引起的讨论度之高,所以也会逐渐减少类似功能性的人物。最近我们在营销上受到了一些争议,“一天上八百次热搜”“在热搜上看完了整部剧”等等。

而从整体的营销话题和跟观众的接触来看,事实上我们并不能准确预测出观众共鸣最强的点在哪里。创作一定不是先奔着话题点去做的,人物一定比话题更重要,如果话题超过了人物,那就是创作出现了问题。所以只有播出时,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剧情中那么多种子,哪些会开花。

比如现在最让大家共鸣的是颜子悠在课上说,“妈妈爱的不是我,是考满分的我”。我们会想到它有反响,但不知道这个点是有最强反响的。

剧集制作完成后,我们做过观众的试映,有大概300个人,只播放的前三集。当时这300个人特别有共鸣的是第一集的结尾,修罗场之后夏君山安慰南俪说“我觉得你今天很克制、很体面”,当时全场观众鼓掌,有一位女士站起来说“我现在未婚未育,我看了这个以后一点都不恐婚恐育了”。我们本来觉得夫妇这样相处挺正常的,试映后才发现温馨温暖的家庭状态是观众渴求的。

也有一些观众会质疑,觉得《小舍得》里矛盾太集中了,所谓的“现实”其实超出了真正的现实。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戏剧当然是被构建的,毕竟不是纪录片,一定有特殊性。但它可能会跟观众感受到的真实有一点矛盾,因为人们很少看到集各种问题于一体的家庭。它是每个人,又不是每个人。

我们内部会反思这个问题,剧中呈现的这些典型案例,抽象后浓缩再做加法,是不是在观众的心理承受上有一些过界?我们既想故事好看,又想它真实,还想表达的多一点,也许是有些贪心。说实话毕竟做到第三部了,之后教育题材会暂停一下,歇一歇。以后会不会做不好说,至少现在不会做第四部,所以有很多想说的话,要尽力在这一次说完。

矛盾集中不一定是个错误,但是怎么能做好平衡,让观众觉得哪怕这样特殊的环境都很真实,这对我们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有观众说,《小舍得》引发了教育焦虑的问题。一方面现在大众情绪比较高,相似的题材也多了,总量增加了,焦虑感会加重了。另一方面,《小别离》和《小欢喜》的喜剧感会强一些,《小舍得》是正剧感更强,所以观众心理上承受到的压力可能会变大。

▲沙溢在剧中的幽默表现一定程度上中和了剧情带来的焦虑情绪。图 / 《小欢喜》截图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创作初心不是贩卖焦虑,而是也想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现在《小舍得》还没播完,后续也要完成解题的任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思考的是,“解题”是不是应该再提前一些?让观众能摸到我们初心的点再提前一些?不是35集才摸到,而是第15集?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管是“话题”还是“焦虑”,其实都是社会情绪,也是社会痛点。这几年做下来,我们知道观众对我们有信任、有期待也有善意,有的时候总体上过了一些,观众的心理就有反弹。

在《小舍得》播出完之后,我们会继续复盘。无论是剧本、导演、演员,我们几乎做到了90分,但是如果观众没有给我们90分,是低于预期的。我们要进一步去反思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观众的情绪为什么会是这样。

尽管面临着争议,但无论如何现实主义都是柠萌影业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们不会放弃。在中国做影视剧是赶上了好时代,如果我们今天是在欧洲,就没有什么大变化。中国的社会流变太快,每年都不一样,所以永远有很丰富的题材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