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一个雪夜，33岁的真云青独自一人从舒兰乡下来到吉林市，住进了孙世清经营的“2元女子宿舍”。

随后的20年中，这间宿舍的床位价格从2元变成5元，但它始终在这座城市中，庇护着那些看不见的人群。

文 |杨宙

编辑 |金石

逃离

吉林省吉林市火车站附近，相距不到一公里的路上，时间被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属于星巴克，大型商场的，到了夜里还有烧烤小贩；一个是属于吉林市旧劳务市场的，冬日里每天三四点过后，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一天的时间，早早安静了下来，如同一片失落的角落掩藏在光亮的城市里。

5元宿舍就在这片暗淡的角落之中，营业二十几年，它的标志没有变过，窗台上挂着一个牌子，“男女宿舍，五元”。走在冬天这个冷清的劳务市场附近，很容易抬头发现它。

真云青是一个个子矮矮的女人，大约20年前，她在一个朋友的带领下住进了这家旅店——从过去的两元到现在的五元，房费按日结算。那年，真云青33岁。

当时的宿舍，用真云青的话来说，“埋汰”。两个房间，分别摆放上了四五个铁架床，放上被子枕头，就算是旅店了。时间长了，屋子里到处黑糊糊的，空气里掖着闷闷的气味。住客们前来入住也不需要打招呼，背着包走到空床位住下即是了。

虽说招牌上写着“男女宿舍”，但住进来的，大多都是女性，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从家里逃出来的女性。

▲图 / 《女子宿舍》

真云青也是“逃”出来的。她原本是吉林舒兰乡下的一个普通妇女，住在公婆家，每年与丈夫从吉林到黑龙江打工，有一个女儿。比起宿舍里其他曾经被家暴的离婚女人，真云青与丈夫从未发生过剧烈的争执。但20年前的一个下雪天，她把钥匙放在桌上，衣服晾在炕上，什么都没带，“手往大衣兜里一揣就走了。”

问她逃离的原因，头几次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两口子“不对付”，就离了。后来她凿开了一点自己的过往：有一回家里卖猪，7头猪准备卖四千块，丈夫问都没问，两千三卖了，她心痛，并且对丈夫的呆滞感到生气。

最严重的一次，是真云青生头一胎。孩子胎死腹中，她的身体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可坐月子时，丈夫天天出门打麻将，婆婆则嫌她不干活，对她说，“我一辈子养活五六个孩子，什么都干，没耽误干活”——没有确切而具体的理由，逃离的念想是一点一点累积的。

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外出打工、秋收和过年时回娘家，大部分时候，属于真云青的“家”，就是这间宿舍里的一个床位。

起初，真云青的丈夫不同意离婚，除非她把过去盖房子共同欠下的两万多块还上一半，否则女儿就不给她，也不办离婚手续。为了接回女儿，拿到那张离婚协议书，真云青一个人从舒兰乡下来到吉林市打工挣钱。

20年前住进宿舍的第一晚，感受是怎样的？我以为真云青会说起旅店里埋汰的条件，硬邦邦的铁架床，或者是同时与多位陌生人共处一室的恐惧或不适。

但她的回答是，“心里都是孩子啊。”她走的那一年，女儿7岁，按她的说法，在东北，农村人夜里都搂着孩子睡，因为屋里冷，“你把孩子搁一边，孩子多冷啊。”往后的20年，她怀里再没搂过孩子。

离家两年后，丈夫终于同意离婚。她非常清楚地记得，是一个下午，她终于领到了那张离婚协议书。问她为什么要净身出户、打工还钱，有没有这张纸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能一样吗？”真云青说，“今天跟明天不一样，上午跟下午都不一样了。下午就彻底跟他分开，我就是一个人了。”

▲5元宿舍所在的街上。图 / 杨宙

循环

据真云青回忆，20年前那会儿，在劳务市场附近，有不少这样的“2元宿舍”。

20年前的2元，现在的5元——如果你从最低生活成本的角度去理解，这几乎就是一个人在这座城市打工，所能承担的最小住宿开支，在天津的郊区，这个成本是10块钱，因此在那里有许多十元宿舍。

但很多人住进来之后，便很难再从这张每晚价值5元的床铺搬走。

在吉林，打工挣钱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春夏，入冬之后就很少有活干了。刚开始打工的那段时间，真云青大多会在春夏之间去干保洁、餐馆洗盘子等，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个100多块。但每次存好一笔钱，就要拿来还债，后来好不容易还完了，她把女儿接走，放在了母亲家养，自己继续在外面打工。

她继续以最低的成本活着。住五块钱一晚的床位，一天只吃一顿，馒头蘸酱油，两块钱，一天的成本总共是七块钱。债也还清了，她似乎可以存钱了。可从39岁开始，身体却又开始出问题了——冠心病、腔梗、糖尿病……看起病来，抽血化验、拍片检查，她赚来的钱又贴在里面了。现在，真云青53岁，她说她的头连梳都不能梳，一梳就疼，“里面堵住了。”

20年的时间，真云青的人生就像陷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之中：挣钱—生存—得病—花钱—挣钱，好容易填好了一个窟窿，下一个更大的窟窿又出现了，而她，也始终无法离开这间5元宿舍。

住在同一个空间里的女性们，似乎也都陷入了同一种时间困局里。比如唐姐。

那两天她刚刚“上户”，到一个老太太家当保姆，因为疫情，户主不让她出门，联系她只能通过电话，她也随着老太太的时间，每晚八九点就睡了。

通话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年复一年，她的人生似乎没有可以停歇下来的时候。前几年，她50多岁的丈夫得病了，割不了苞米，“割着割着就倒地里去了”。少了劳动力，又增加了一大笔吃药住院的开销，唐姐不得不在农闲时离开农村，来到劳务市场找工作。

一年到头，她留在家里的时间只有春夏之交的那两个月。那些日子，每天凌晨一点多，她就得爬起来，带着头灯割苞米，天亮了，吃完早饭再干到晌午，然后下午一直干到天黑。以这样的强度一直干到收割完毕后，她最多只能在家里待一天，把被单换下来洗洗，第二天就来吉林市找工作了——因为晚一天出门，一年的收入里就会少一点钱，“都寻思到那儿快点找着活。”

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每次她去吉林了，只能嘱咐住在田埂对面的外甥帮忙留意点丈夫。外甥早上起来喂牛时，就看看对面唐姐家的烟囱有没有冒烟，要是没冒烟，就跑过去看看，是不是老头在屋里犯病了。

在所有女住客里，真云青印象最深的是大张姨。那时候，大张姨在一个女人家做保姆，女人给她每个月几百块钱，让她帮忙带那个非婚生的孩子。后来的某一天，那个女人出门后再也没有回来，把孩子抛下给了大张姨。大张姨和孩子有了感情，没法抛弃他，于是就给孩子取名“小石头”，自己带着。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为没有户口而不能上学，大张姨就到处求人，给孩子落了个户口。

因为一个人带着孩子，大张姨村里的人都觉得是她自己生的，所以她后来一直也没有再嫁人。再后来，她和小石头就再也没出现过了。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店里，已经是10来年前了。

真云青说，店里的女人们离开无非有两个原因，要么出远门打工了，要么嫁人了。她们从来不会讨论这个话题，走出旅店也不再联系。有时候一个床位空了，她们就心领神会了，“肯定是嫁人了。”尽管当事人并没有给出答案，但她们总是可以感知到。

真云青之所以住了那么长时间，是因为她不想再嫁人了。曾经有两个比真云青小的男人追求过她，其中一个曾对她说，“你看，你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我们一块过吧。”真云青拒绝了他。她说自己脾气不好，再来那时候女儿还小，怕她受到后爹的欺负。

现在，女儿26岁了，嫁到了浙江，日子过得很紧，娘俩也很少见。父母都在老家，父亲也是重病。她依旧在那个循环中，想办法找活、挣钱，然后去填那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图 / 《女子宿舍》

阿姨们

事实上，就算不走进5元宿舍，你也可以在这片面积不大的劳务市场附近，遇见一个又一个与宿舍里住客相似的女性漂泊打工者。

在5元宿舍楼下的一条街上，一连好几家都是保姆中介所，这些店有的叫“梅姐”，有的叫“芳姐”，每天早上八点多开店后，这些店里就会坐满一圈圈前来应聘的中老年女性，等待着这一天的“上户”机会。

“上户”即是到雇主家里去。有时候是雇主们亲自过来，相中了就带走；有时候是中介已经联系好了，把地址写在纸条上，让选中的阿姨自己乘车前往。

于是，一天漫长的等待中，喜悦和失落时有发生。比如我遇见的郑姨，揣着纸条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之后发现对方是一个不好对付的雇主，又坐了一个小时的车返回来了。这一天她搭进了四块钱公交车钱，加上一天吃住的八块钱，等工成本是12块。

两天后，郑姨成功面上了另一家雇主，下午时分回到店里时，脸上挂着笑容。她指导起身边的大姐，别戴个黑帽子，显老，那天，她头上戴着的是一顶粉色毛线帽。

郑姨的实际年龄是61岁了，身份证上写小了3岁，58岁——在这里的阿姨里，这是令人羡慕的年纪，因为60以上就少有人愿意请了。这是一种复杂的喜悦：她会为改小了年纪、能多干点活儿而高兴，尽管这意味着她得晚3年领社保。临走前，她还不忘安慰一旁的同伴：你明天一定能上。

而我认识的另一位吕姨，已经连着好几天没有等到活儿了。她也是从吉林乡下过来的，丈夫已经去世了，家里两个儿子，都入赘到了媳妇家中，小儿子去了浙江七年，孙女已经七岁，从没能回来见过她。这些年来她攒下的钱，抽出几万给大儿子贴补了买房钱，又抽出几万给二儿子买了车。她自己所剩无几，乡下的房子也租给了一位老太太，一年两千多。

吕姨总是一个人平静地坐在中介所的凳子上，双手握在一起，脸上微笑着。她已经65岁了，这个年纪已经很难再找到好工作。过去五年，她曾经在一个老人家中长期伺候，两人相处得来，也有缘份，可老人后来去世了，她也不得不离开，打过一些杂工，做过保洁，洗过碗，护理过医院里的老人。我问她身上哪一块最累，她说是手腕，前几年在饭店里端饭，端得如今手都使不上劲儿。是什么饭那么沉？吕姨说，是石锅拌饭，每次端一锅，就是三四斤，一直干到将近六十岁。

这是一个逐渐走向衰老的城市。一位当地人告诉我，过去那些重工企业都纷纷搬离了吉林，当地也没有轻工业，年轻人又都离开了家乡。她说自己曾经看到一则保姆招聘，一个月700块钱，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在晚上8点上门，陪老人睡觉，早上6点离开。

我到的那几天，吉林的气温接近零下20度，真云青也连续好几天没有找到活了。除了一身的慢性病，她的腿前两年骑车时摔了，走路也"不得劲"。她无法干保姆、清洁工等体力活，只能接点摘木耳、掰玉米的零散活，干一天挣一天的钱。

白天无活可干时，她喜欢到当地的大润发超市里转悠，我们的见面也常在大润发楼下的KFC。她说逛超市是她和宿舍里其他阿姨共同的爱好，她们爱逛特价区的卫生纸、油和米。这一天她路过了米面区，用手捻了捻玉米面，看了看这五颜六色的粗粮和豆子，以及它们的价格，她什么也没买，只是在一旁扯下一个塑料袋，塞进包里，径直地离开了。

“我就一个人对付活着呗。”她常常这么说，过一天就是一天。

▲正在等工的阿姨们。图 / 杨宙

孙老太

孙老太是这间5元宿舍的老板，真名孙世清。

在几年前的纪录片和以往的报道里，她被刻画成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靠着开旅店养活自己。她常常被形容为人好，却抠门，洗一次衣服2元，充一次电2元，全都明码标价。但真云青讲到了更多关于她的细节，她说，孙老太很多年前开始信佛，之后人就变得很随和，“我觉得她心中没有恨了。”

据真云青回忆，在当年的一众“2元宿舍”中，孙老太的店算不上其中条件好的。但很多女性还是愿意住在这里。有一些精神不太正常的，真云青说她一开始看见她们也害怕，但孙老太会觉得她们在外面可怜，就会让她们住个一晚。有时候真云青来的时候床位不够了，孙老太还会让她和自己挤着睡。

宿舍里的女人们大多都有各种病痛，孙老太会备着许多药，病了痛了，都可以找她拿药，也不收钱。这些药中，除了感冒药，备得最多的就是止痛片。

几年前的一天晚上，真云青入睡后，突然喘不上气来，只靠手和脚比划着，在铁架床上发出响声。隔壁床的大姐发现了，叫上孙老太，赶忙把她送进医院里。抢救花了一千来块钱，几个女人一人一百、两百，给她凑上了。

在5元宿舍，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更早以前的一个夜晚，也有一辆救护车前来，把住在隔壁房间的老张带走了。老张那时56岁，一个人在外边打工干活，看起来还算年轻健康，真云青还记得那天晚上回房间前，两人还互嘲了对方一句。当天晚上，老张就心梗发作了。孙老太把他送进医院，住了好几天，子女也没有去看望他。第七天，人就走了。

没有人讨论老张的结局，也没有人跟着去医院看望他，可大伙儿心里都明白，人不会再回来了。“孙老太坐着火葬场的车去，又坐着火葬场的车回来了。”

这一次5元宿舍的新闻再一次被报道后，孙老太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网友们剪辑的视频，那是多年以前一部纪录片拍下的花絮，一个个女人在里边活着，开朗地笑，或相拥着大哭。她们中的好几个人，已经离开人世了。真云青看见，孙老太默默地抹着眼泪，然后吩咐她们，不要再在店里看这些视频了。

而就在我抵达吉林市的当天，孙老太关掉了这间宿舍。在宿舍门口，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拿出一张转租单，上面写着，孙世清以一年3000元的租金将旅店转租给她用作民宅，一同租出的还有十几床被子。她说，孙老太病了，无法继续经营宿舍了。

但对于真云青来说，她和孙老太的联系依然还在。据说，孙老太那里有一本电话本，写满了大部分住客的联系方式。而真云青身上最重要的几样东西，依然在孙老太那里——在宿舍里，真云青租了一个储物柜，蓝色的，每月交给孙老太十块钱。她的户口本、银行卡、病例等等，全都保管在那里。有时候她找到零工，住在正在装修的房子里，住在施工现场的平地上，时时漂泊，可她知道只要孙老太还在，那么她的柜子就一定也在——某种意义上说，那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真云青还提到了孙老太的儿子，父母离婚后，他由孙老太独自带大，如今已经40多岁了，真云青对他的描述是：“细致高挑，大高个一米八多。”宿舍里有些老人不会使微信，都是他帮着设置，真云青的微信签名，也是他帮忙填的，在那个输入框中，他凭借自己对真云青的了解，写道：“独立才自由。”

▲孙世清（右一）接受采访。图 / 《女子宿舍实录》

家

离开吉林的前一天，在5元宿舍的门外，我见到了孙世清。

那时候吉林气温已经接近零下20度，她只穿了件毛衣，出门倒垃圾。她的头发还是卷卷的，染成棕红色，眼睛上是纹过的蓝色眼线。我问她以后还会继续开宿舍吗？她笑了笑，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

事实上，不只是孙世清，不只是5元宿舍，在劳务市场旁的这条大街上，有不少与孙世清相似的人。

5元宿舍楼下的“梅姐介绍所”，老板娘梅姐是个犀利聪明的女人，在这里开了许多年店，什么人都见识过。她也帮助过许多人，她提到有一回附近一位老太太的独子患了重病，在家等死，她和几个做生意、卖猪肉的，提了500块钱上门去看望，还费了许多劲给那位独子办上了低保，尽管没过几个月他就去世了。

还有附近的“三姐妹宿舍”，也是一家5元宿舍，但开的时间比较晚。看店的是三姐妹中的二姐，她提起一位曾经长期住在店里的老人，身边没有家人，乡下的房子租出去了，每个月就靠着一点低保住在宿舍里，她在吉林有亲戚，但就算过年也不愿意离开宿舍，“上门总得提上条鱼去吧。”于是，日子久了，三姐妹也常帮她买买药，陪她唠嗑。

还有那家最热闹的馒头铺。大馒头2块钱，小馒头1块钱，还有各式各样的烙饼。那是住在附近的打工者们最常前往的食堂。老板娘的母亲帮忙卖馒头，她告诉我，有时候她们会遇到没钱买馒头的工人，扔下一张身份证，说下回还上。老板娘也随他们拿着馒头走了，“有良心的话还钱，没良心就算了。”

离开前的几天，我在梅姐的中介所遇到了一位学徒小崔。她40多岁了，做钟点工的业余时间，她会到梅姐的店里学保姆中介。她梦想着开一间自己的保姆中介。因为过去做保姆，她见证了保姆们太多委屈的场面，她希望自己学会了，能够帮到更多人。店的形式她还没有想好，可能是直接介绍工作，也可能会开展保姆培训。

“城市有四五十岁的，到三十多岁的，也有学历低，想干点啥，在吉林市找不着活的，但是留在吉林市，因为他们养孩子，养家，有孩子，有家，有老人，他们离不开。”小崔说，这些女性，也需要出路。

孙老太的5元宿舍停业了，在与真云青见面时，她都是一个人不知从何处走过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在KFC门口告别。我提议可以打车载上她，把她送到目的地。她拒绝了，说习惯了走路。我不知道她是不想说出自己的终点，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在这一天将近零下20度的冷风中，她一点点挪着步子走进吉林的暮色里。

在聊天中，真云青提到过“归宿”，“都跟我姑娘说了，到时候你能来就来，不能来呢你这几个姨帮我火化完往松花江里一扔就完事儿了。往江里一扔，爱往哪里飘往哪里飘，我活着的时候是东奔一下西走一下，死了还是一样，顺水流了，完事儿了。”

后来的一天，在一个零下十来度的夜里，我和小崔路过了松花江。她计划将自己的保姆中介所开在城市的南边，松花江的南岸， 她从小长大的地方。我意外地发现吉林的松花江不结冰。那正是小崔认为吉林具有辨识度的地方。她说吉林在松花江的上游，水流平缓，在此处拐了三道弯。等水汽凝结上来，挂在两岸的树上就会让这片江点缀上雾凇。那或许是吉林最好看的时候。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她钟情这片地方，也希望它变得更好。“别的地方再好不是家啊，不是我们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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