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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出了三个亿万富豪老师

2021年2月16日 文/ 编辑/

在中国教育领域,北大学子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数据显示,2017年-2019年,北大毕业生中,签了三方协议并且从事教育行业的学生比例,分别为13.71%、12.89%、23%。

北大人为什么偏爱搞教育?对此,同样毕业于北大、后来的拼图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磊表示:“北大人很有教育情怀,也很有教育理想,再加上新东方、好未来两大教育巨头创始人的指引,所以很多北大校友会选择教育创业。”

在资本市场上,教育领域里盘踞着来自北大的创业者们: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好未来创始人张邦鑫,中公教育创始人李永新及其十多位高管,精锐教育创始人张熙,朴新教育科技集团环球教育总裁张洪伟,虽然还未上市但无法忽视的作业帮创始人侯建彬……

在中国的教育上市公司总市值前五里,由他们创立的上市公司就占据了3席,分别是好未来、中公教育、新东方,领域覆盖了K12(小学到高中)、出国留学、公务员考试、考研培训等几乎所有口线。

同时,这三家公司也是中国教育类上市公司中仅有的市值破2000亿元的公司。Wind数据显示,根据最新数据,这三家公司的总市值达7907亿元人民币。

而这三家公司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教育的先行者,在中国教育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独领风骚。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三人,便没有今天的中国教培行业。

01考上北大的穷苦人家

1980年,俞敏洪终于考上了北大。这之前,他曾有过两次高考经历,但都因分数太低被拒之门外。

俞敏洪

在俞敏洪江苏江阴老家,像他这样年纪、没有学上的人归宿大多是种地。俞敏洪高考失败那两年,家里的农活也没落下过,他是公社拖拉机手、生产队的插秧高手。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俞敏洪又蹦又跳,告诉正在插秧的母亲,他考上北大了。母亲杀了一头140多斤的大猪、36只草鸡、36只鸭,还买了50斤糖、50条“大前门”烟,200斤大西瓜,办了方圆几十里村庄史上规模最大的酒席。

但考上北大的这种优越感,随着俞敏洪进入北大西语系无疾而终。他穿得土,长得不好看,也不擅长交际。“进了大学,没有一个女孩爱上过我,我是个Loser”,哪怕时隔多年,俞敏洪仍旧“耿耿于怀”。

他在学校默默无闻,在宿舍,只有帮人打热水的时候才能刷一下存在感。他还发现自己什么书都没读过,进宿舍的第二天,一个舍友在看《第三帝国的兴亡》,他问人家“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被人白了一眼,这一眼刺痛了俞敏洪。

这种羞耻感也让俞敏洪进入了一种思想误区,那时他认为,只要自己成绩比他们好,就不会被看不起。而考试,恰好是俞敏洪最擅长的。他拼命学习,大一大二两年成绩全班最好,也因此累坏了身子,大三那年患上了传染性肺结核,不得已休学一年。

但彼时,对俞敏洪来说,拼命学习考第一,是他认为自己能得到认可,受人尊重的唯一办法,而这也恰巧是他最擅长的。这种跟人比较的心态一直延续到后来,他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大学老师,而是想效仿其他同学出国留学。

后来因此走上创业的道路,也是时代的推动和各种阴差阳错的结果。

同样考上北大的李永新,却与俞敏洪的处境完全不同,他因为帅气的外表在校园里颇受欢迎。

李永新

他于1995年考入北大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还是他们班的班长,大学期间,多次被评为“90年代十佳大学生代表”“北京市优秀高校毕业生”“北大十大青年志愿者标兵”“北大优秀学生干部”。

李永新是东北人,1976年出生于吉林通化,父母都是工人,日子却不怎么好过,两人工资加起来只有200块钱。他上头还有三个姐姐,有段时间家里的孩子都在读书,姐姐们读大学,李永新读中学,那时父母要东拼西凑给他们交学费。

李永新形容自己的家庭是“一没关系,二没资源,三没背景”一穷二白的面貌。他从小就勤奋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据说,高三那年,因痛失一个加分名额曾导致他模拟考试成绩下滑。正是有这样的担心,填志愿时家里人希望他报考军校或师范院校。是李永新自己坚持要考北大,最后也不负众望。

考上北大的李永新自主性更强了。“因为北大一直教育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这种做主意识坚定了我创业的想法。”李永新大三时在蓝色光标实习了一年,看见了外面的世界,也开阔了眼界。当同学们都在抢保研、评优名额时,他一门心思琢磨创业的事情。

与俞敏洪、李永新本科就读于北大不同,张邦鑫是曲线上的北大。他本科读的是四川大学,后来才考取了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硕博连读。他也是江苏人,却是80后,俞敏洪上北大那一年,他才刚出生。张邦鑫的父母是普通的农民,在当地做点小买卖,条件也不富裕。

张邦鑫

小时候的张邦鑫很听话,学习好,而且他性格内向,适合做研究。无论本科还是研究生,他读的都是生命科学。按照正常的轨迹,张邦鑫应一门心思沉浸在实验室里,将来做个科学家,发发论文,搞搞实验。

但他最终却选择了教培这条路。而与教育培训结缘,还得从研一打工说起。

张邦鑫从小向往的教育理念就是“美国的孩子18岁以后就自食其力了”。到了北京,他一边学习,一边同时做7份兼职,其中3份是家教。这也成了他从事教育培训行业的渊源。

不过,无论是俞敏洪、李永新还是张邦鑫,创业之初都只是迫于生计,跟这份工作结了缘。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后来会成为中国教育培训行业的排头兵,在各自的领域书写各自的传奇。

02从老师开始的创业

北大学子似乎天生都是优秀的老师。一方面,他们是经历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人,并且进入的是我国最高等的学府之一,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在中国怎么“考试”。另一方面,他们身上“学霸”的光环闪闪发亮,会让学生和家长更加信任。

话虽有些夸张,但文中的三位成功端起的第一碗饭,的确是老师。

俞敏洪毕业那一年是1985年,也就是这一年,国家开始允许学生自费出国留学。当时,出国留学成为很多人的向往。

在北大任教的徐小平,一直揣着到美国学习西方流行音乐的梦想,在1987年去了美国。同一年,王强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当了一年的访问学者。

雷军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谁能抓住出国留学的风口,谁就能成为“会飞的猪”。而不管是俞敏洪、张邦鑫,还是李永新,这三个人无疑都是在各自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俞敏洪能刚好踩准节奏,其实是阴差阳错。他也想出国,但他没钱。为了挣钱,他开始参与一些培训机构的托福、GRE课程的教学工作,每个月便有了一两千元的收入,比在北大的工资高出了差不多十倍。

后来,因为自己兼职办班,俞敏洪被学校“处分”,不得已于1990年提交了辞职报告,用一辆三轮车从北大宿舍拉上了所有家当离开了北大。教培行业的车轮,也就此开始滚动。

尽管有学习英语的热潮,但大多人的目的还是为了出国。俞敏洪便从出国考试开始做起。要出国就得考托福和GRE,难度还挺大。但俞敏洪在大三休学那一年背了很多单词,掌握了两三万的词汇量。后来又在北大当了6年的老师,英语水平一骑绝尘。“甚至不夸张地说,我是京城GRE词汇第一老师。”

除了业务能力过硬,他的讲课风格也别具一格。毕竟学习很苦,俞敏洪这种一边自嘲逗学生发笑,一边励志让学生“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风格,吸引了无数有留学梦的人不远万里来求学。新东方也成了出国留学的“敲门砖”。

有人调侃,国内的大学生们可以不认识自己学校的校长,但不可能不知道新东方校长俞敏洪。他也因此赚到了资本,去了一趟美国,倒不是为了留学,而是为了请老友回国相助。

相比于俞敏洪的“春风得意”,2002年刚刚考上北大的张邦鑫,还只是一个家庭老师。

彼时家长们已经被择优录取困扰了几年,为了让孩子考入好的中学,请家教成为很多家长的选择。张邦鑫作为北大学子,自然成为抢手对象。

他最开始辅导的是一个叫杜杨的学生。那时候,张邦鑫给人的印象是清瘦,一身书卷气,不爱说话,但上课却十分生动有趣。在给孩子辅导宇宙星球作文的时候,他会不停地问孩子飞船去哪里了,有没有遇见外星人,到了什么星球……这种对于想象力的引导,甚至影响了杜杨后来的工作。

除了语文,杜杨的数学在张邦鑫的辅导下也进入了正轨,连续三次考了满分。杜杨的爸爸很高兴,给他介绍了一拨熟人的孩子来补习,还找了一个大院礼堂作为上课地点。

开课那天,雪下得很紧,张邦鑫不停地踱步,十分忐忑,直到20个家长都来了,而且试听后都交了学费。

为了保证学习效果,张邦鑫把孩子们分成了上下午两个小班,这也是学而思小班分层教学的雏形。半个学期后,家长们纷纷请求他继续开课。当张邦鑫发现辅导学生学习能成规模的时候,便有了做下去的念头。

2003年,他跟大学同学曹允东在北航南门知音楼租了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开始了学而思的传奇。

相对于俞敏洪、张邦鑫两人“赶鸭子上架”一样的创业,李永新则是还没毕业,就已经开始筹谋自己的创业了。

1999年毕业后,他先开了一家叫新兴伟业的公司,向大学生提供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服务。后来因资方股权占比达到90%,他失去了做决策的话语权而解散了公司。在他看来,“这不是真正的‘创业’”。

后来他又成立了一家叫象牙塔的公司,组织北大高考状元到各地做演讲。他在北大附近租了一间6平米的房,月租600,白天办公,晚上就睡在那儿。尽管后来赚到了钱,但他却一直在思考盈利模式,他想打造出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且能够复制形成规模。

恰巧当时他的老师推荐他去辅导几个学生公考的申论,结果这些学生都通过了公务员考试。这让他开始思考这个领域的可能性。

1999年,恰逢大学开始大范围扩招,等到了2003年时,应届毕业生人数会显著增加,就业紧张,公务员会成为更多大学毕业生的第一职业选择。想清楚了这一点后,李永新开始筹备新一轮的创业。

无论是俞敏洪、张邦鑫还是李永新,他们创业的动机虽然不同,但每个人创业的背后,都打满了时代的印记,他们刚好赶上了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教育培训的空缺,并且坚持了下来。

03谁主沉浮

时针拨到2006年,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开盘价报22美元,较发行价上涨46.7%,俞敏洪的资产超过18亿元人民币。此时距新东方成立已有13年。

新东方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教育公司,正如俞敏洪自己所说,“新东方在很多年内都没有对手”。这时候的新东方,业务重点仍旧是出国留学跟英语培训业务。

不过从2008年开始,它正式介入了K12全学科领域的培训。但这时才介入似乎有些迟了。好未来(前学而思)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从奥数起家,悄无声息地扩张着自己的版图。等新东方觉醒的时候,已经无法轻易撼动它。

2010年,学而思以“知名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的身份在美股上市,进入到了高速发展期。

从财务数据来看,2009财年,好未来营收、净利润分别实现了同比321.92%、381.34%的增速。差不多同时期,新东方的营收跟净利润增速开始下滑,分别从2008财年的51.58%、71.38%下滑至2009财年的45.55%、24.49%。

俞敏洪扎根教育行业多年,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船夫,他已经感受到了风的方向。2010年,新东方不断加大对K12教培领域的重视程度,并把好未来当成一个劲敌来对待。

在之后的几年,张邦鑫这位“80后”开始被业界拿来与俞敏洪这位“60后”作比较,两人一个作风高调,一个更像“老干部”,世人将创始人的作风与公司联系起来,想借此一探究竟。

历史总让人唏嘘。多年前,好未来的规模还不值一提,俞敏洪曾经想过收购它,在被张邦鑫拒绝后,只是一笑置之。彼时,出国留学和英语培训仍旧如日中天,俞敏洪的眼里还暂时放不进K12。只短短几年,市场风云突变,K12培训市场成为了新宠。

2017年7月28日,教培行业公司市值第一的新老交接棒发生转移,好未来以127.43亿美元的市值首次超过新东方126.15亿美元的市值,在2017年的胡润80后富豪榜上,张邦鑫也以400亿元的身家超过俞敏洪成为中国教育行业首富。

当业界对这两位前后浪作比较时,李永新正忙着“闷声发大财”,此时的中公教育,也没上市。如同新东方、好未来向K12各阶段领域扩张一样,中公也在向除了公考之外的诸如IT、财会、医疗等职业技能领域扩张。

尽管中公因其领域的特殊性容易被忽视,但这并不影响它极强的盈利能力。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中公教育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即便在2020年疫情的影响下,都为正值。

以至于出乎意料地,在2019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李永新及鲁忠芳母子凭借600亿元的财富成为教育行业新榜首。也是在这一年,中公教育借壳亚夏汽车正式登陆A股市场。

首富宝座又一次完成内部轮换,但战争却开始往外蔓延了。无论是新东方、好未来还是中公教育,都发家于线下,尽管后来都有涉足线上,但归根到底,他们还是传统教育公司的玩法,即重视口碑,靠口碑和转介绍获客。

但从2013年互联网教育兴起开始,在线教育公司开始了互联网式的打法,靠着一轮轮融资,烧钱获客,跑马圈地,然后再做转化。比如侯建彬的作业帮,这家创始人同样毕业于北大的教育公司,从拍照搜题起家,跻身到大班课领域,成为无法忽视的存在。

公考领域,从猿辅导剥离出去的粉笔网,靠着活泼的风格杀出了圈,近来也开始在线下铺设直营网点,似乎是想复制一条跟中公一样的道路。

后起之秀们逼迫着传统教育公司不得不做出改变,其营销费用肉眼可见地上升,整个教育行业充斥着一股“烧钱”的味道。但教育与其他行业本就不同,它可以不性感、不圆滑、不够变通,因为它本就是一个“慢”生意。

当因为互联网的加入,变成可以被投资的大饼时,教育人也不该忘记,教育的本质是内容,复购率跟完课率才应该是考量标准。

几十年前,俞敏洪、李永新、张邦鑫相继靠着会做题、会考试、会读书从千军万马中“杀”进了北大的校门,又因为刚好踩准了时代变革——出国留学热、大学扩招、基础教育改革的节奏,将自己的长处,发展成了一门可持续发展的生意。在他们的带领下,一代代北大人将热情投入到教培行业当中去,绘就了一幅独属于北大人的教育峥嵘蓝图。

参考资料:《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俞敏洪

《东方马车》,卢跃刚

《学而思故事》,陈曦

(作者|华宇,编辑|廖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