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一条讨论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微博获得了超过一百五十万的点赞。这条微博里提到一个真实发生的场景，医生正在鼓励患病的孩子「真用功」，但在一旁，孩子的妈妈补充了一句，「用功？假用功。」冷嘲热讽的语气让医生立刻急得跳脚。

这位博主接着写道，在未成年人抑郁症的病因里，「永远有中式家长不可撼动的位置，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他们本人不知道」。

作为一名专业的儿童精神科医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副主任医师林红认可这一判断。作为一名拥有15年临床经验的医生，林红从2009年便开始学习家庭治疗，因为，「孩子是最容易吸收整个家庭困难的，孩子病了，往往都是家病了，如果这整个家的病没有治好，你只治其中一个人是不够的。」

在我国，未成年人抑郁症的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并不完整——《2019中国抑郁症领域白皮书》中，唯独没有将18岁以下群体纳入其中，而事实却是，抑郁症的发病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婴幼儿时期。而在临床，林红最大的感受就是，患者越来越多，号越来越难挂。2018年，北医儿童发展中心曾发过一篇中国儿童自杀报告——《你知道中国是儿童自杀第一大国吗》。报告中提到一则数据，在中国，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每分钟就有2个人死于自杀，还有8个自杀未遂。

在与《人物》的交流中，林红反复在强调一句话——孩子是社会单位中最敏感脆弱的部分，在社会的剧烈变化中，孩子也是最需要关注和保护的部分。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永远都是家长。

关于如何养育和保护我们的孩子，以下是林红的讲述——

文｜吕蓓卡

编辑｜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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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我收到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发件人是我们北医的一个医生，她上过我的选修课。邮件里，她说她家孩子上初一，疫情之后考试成绩从年级十几掉到了一百四十多。那段时间孩子经常发脾气，说了很多让人不理解的话，说她没有快乐，每天都很痛苦，有时看着窗外就流泪，自己呆着会恐惧，说为什么人要活得这么累，是不是等她离开了就再也不会累了……还说她很抑郁，觉得自己的身体得了很严重的病，心脏会突然剧痛，不敢呼吸。

这位医生疫情期间单位也有很大的压力，医院家里两头跑，她觉得自己也不容易。中间还发现孩子有早恋倾向，她自己先情绪崩溃在办公室哭了半天，回家后开了家庭会议，她以为会有效果，孩子当时没说什么，之后每天也在认真学习，但成绩依然在下降，考试连平均分都没过。老师每天布置很多作业，孩子抱怨周末被占用，她就生气地跟孩子讲难道老师不用过周末吗？觉得孩子不懂感恩。后来，孩子就开始发脾气，歇斯底里地哭，情绪难以控制。

在中国，我们很多家长主要关注成绩，不太关注孩子的情绪，还有孩子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孩子说「我心情不好」，家长就说「小孩有什么心情」。往往等家长真的发现问题时，孩子的症状也会更重一些。这位医生来找我的时候就说，林老师，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我的孩子可能会抑郁，有心理问题。

其实，过去一年，我能感觉到孩子们心理治疗的需求变大了。贯穿全年的新冠，这个全球性的突发事件让整个世界都乱了，孩子们不能正常上学，天天待在家里，师生关系、伙伴关系、亲子关系全部都出现了混乱。疫情之后的学校，制度上也有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见过一些孩子就会特别不理解，怎么和原来不一样了。

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同伴关系很重要，同伴是不是认可我接受我，是正常一个孩子发展人际关系的规律。但今年一切都变成虚拟的，人见不着，这些关系就没办法去维系，孩子们没办法相互支持，所以就衍生出来很多问题。去年，我也接诊了几个因为上网课生病的孩子，他们本来跟同学关系就不是太好，一直呆在家里面，人际关系就更成问题。

心理问题其实都挺复杂的。我们一般认为是生物易感性、成长环境和社会系统的综合因素造成的。我在临床上遇到过老师体罚学生，被体罚的孩子没事，目击者病了，这就是他个人的易感性。有的孩子天生就像蒲公英一样，特皮实，怎么都不容易有问题，但有的孩子就像兰花一样，很脆弱。

除了个人的易感性，社会系统的因素也很重要。因为小孩子的大脑特别是前额皮质还没有发育成熟，不太能控制情绪，抵抗压力。过去一年，整个世界都因为新冠停摆了，一切都不像过去那样是相对确定的，家庭的压力也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压力水平都在变大。大的系统如果出现问题，孩子是最敏感脆弱的，就会更容易生病。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症状和成年抑郁症也很不一样。很多孩子的心理问题，会表现为躯体的症状，比如头疼、牙疼、脚后跟疼等各种疼痛，还有的眼睛疼，发烧。家长一般都会带他们在各大医院检查，花好多钱，拖了很长时间也不好，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这是心理或精神的问题。

成年抑郁症的患者大多会很蔫，一点劲儿都没有，但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则可能正好相反，他往往不那么打蔫，会很容易发脾气，很暴力，跟青春期很不好区分。所以，这个诊断就挺难的，大多数专业工作者也不主张「戴帽子」，好多医生会在诊断后面画个问号。

孩子们到医院来，我们儿童精神科医生会先进行评估，给一个初步的诊断，比如这孩子就是一个情绪行为问题，或者状态学诊断，抑郁状态，焦虑状态，而不是给一个疾病学诊断，抑郁症，或者情感障碍等等。

但从神经的可塑性上来说，成人抑郁症的治疗会更慢，年龄越大，改变的可能就越小，而孩子的症状调整起来可能会很快，越小的孩子，他们的症状受环境的影响越大，你给他一点点理解和支持，他就好得特别快。

图源《极限17滑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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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刚做儿童精神科的医生时，很容易指责父母，觉得是父母把孩子逼病了，这是家庭的问题、学校的问题，最后却让孩子病了，会有很多身为妈妈的愤怒。但这样就导致很多家长做着做着治疗就不来了，因为父母觉得自己被指责了，还有的家长会觉得孩子就跟我亲了，好像我把孩子抢走了。

2009年时，我开始转向家庭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家庭治疗最早兴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当时，医生发现传统的治疗有一个问题，孩子来医院治疗，差不多好了，出院回去没多久又复发了，又来，治好了，回去又复发。还有一个现象是，孩子治好了，但妈妈自杀了。当时医生们就想看看这些孩子的家里是什么情况，后来果然发现，很多孩子都是有家庭问题的，所以就把治疗的目光集中在了家庭上。

家庭治疗有系统观，就是我们跟家庭一起从生物、学校、家庭和社会大的系统去看，我的孩子怎么了，什么时候开始抑郁的，表现是什么，谁先发现的，那你们各自的观点是什么，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让大家一起去相互理解。

我们通常会先画个家谱图，爸妈，姥姥姥爷，保姆都画上。有时候也会扩大成家庭帮助者地图，跟孩子有关系的所有人都纳入进来，例如老师、伙伴。起点是孩子有一些问题，我们要让孩子改变，但是我们会和家长一起去看孩子的状态可能跟什么有关系，然后通过每个人自己的改变，来帮助孩子发生改变。

其实，主体还是父母去推动这些改变。但有些孩子的父母，真的病得很重。

我们的儿童病房里，都是病得比较重的，大部分都是自杀倾向。他们普遍会说，我妈我爸比我病得重，把我送来住院，他们不来，让我吃药，他们不吃。

我有一个来访者，上初三，他爸爸带着来找我，说儿子病了。我们有一个治疗的工具叫格盘，就是一堆小木头人，让孩子去摆，能很快看到问题在哪儿。

我让那孩子摆格盘，他把自己摆在前面，旁边站着一大堆同学、老师，看来他在学校人际关系挺好。但爸爸妈妈就离得特别远，他爸当场一看就窜了，说你什么意思，你把我摆那么远。我一看这样，就判断孩子的问题不太大，他爸爸问题更大。

我让爸爸先出去，先跟孩子聊聊。然后就得知这个爸爸有暴力倾向，和孩子的妈妈离婚了，再婚后又家暴孩子的继母。他带孩子也是因为总觉得孩子跟他较劲，想让我帮他把孩子变得老实。

我临床上还遇到过一个孩子，才三年级，在学校常常跟老师闹矛盾，闹到不能上学了。后来了解之后我才知道，他爸爸常常在家打他妈妈，他知道要保护妈妈，每次爸爸打妈妈他就报警，报了好几次，可是警察来了之后，他妈都说没事儿，他非常生气。最糟糕的是，他妈妈被打之后还老给他看，你看我这儿又紫了，就是你爸打的，儿子啊，你快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考了好大学，妈就跟你过，不跟你爸过了。

一个三年级的小男孩，每天这种环境，他受得了吗？他就在学校跟老师打架。老师觉得特委屈，我正常批评，别人没事，怎么他就会暴怒？真相就是爸爸对妈妈的暴力，影响到了他在学校跟老师的关系。

我以前经验不足的时候，特恨家暴，会说「快离了吧」。后来经验丰富了，就明白了要尊重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你要相信一个人在这段关系里一定有他的获益。比如这个孩子的妈妈，她的选择就和她的原生家庭有关，她自己的父亲就打她母亲，所以她习惯了，每次丈夫对她施暴后都会给她买礼物，两人很快就变得特亲，她还挺高兴。

但我需要让这位妈妈知道，这婚姻你可以要，也可以不要，但你不能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你利用了自己的孩子，孩子承担了很多，孩子在学校和老师的关系背后，影响因素其实在家里。

我也跟孩子说，你爸跟你妈的关系，是他俩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你还小，你要怎么保护好自己。后来，那对父母不会在孩子面前发生冲突了，妈妈也不会再去跟孩子诉苦了，过了一段，孩子就回去上学了。

我还遇到过家长，说给我十万块，把孩子交给我了，让我给治好。我说这不是办法，问题是他早晚还得回你家。

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父母的作用太强大了，父母如果不变的话，孩子的那点改变瞬间就消失了。越小的孩子，越需要父母的改变，父母变了，你理解他了，孩子的问题就消失了——孩子是最容易吸收整个家庭困难的，孩子病了，往往都是家病了，如果这整个家的病没有治好，你只治其中一个人是不够的。

图源《小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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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家庭治疗方面，我们是有优势的，因为中国家庭的关系比较紧密，之前德国的老师来中国教家庭治疗，他们都会很羡慕中国的家庭关系，整个家庭对孩子的问题也都是很重视的。但在疾病意识方面，我们还比较缺乏，很多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特别晚了，孩子病得也很重了。

还有很多家长，会回避孩子生病。有的孩子妈妈都带着来看好几年了，爸爸还觉得孩子没病，其实是无法面对。也有的爸爸带着来看，妈妈就受不了，觉得不要老往六院跑。我听一位家长描述过，别人介绍她可以到北大六院来看看，「然后我站在门口一看这是精神专科医院，我有多么受不了，多么难迈进来。」

即便进了医院，还有一个大问题，这不仅是目前国内儿童精神科的困局，也是整个精神科的困局——精神科医生的规范化培训里面，没有心理治疗的培训。

在国内，很多是孩子得不到很规范的系统心理治疗，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精神科医生都没有，更别说儿童精神科医生。大部分精神科专科医生能做到的，只是给一个初步的诊断，如果无法靠自己调节过来，就开一些药。或者不开药，定期再复查，大部分也就做到这一步，没有各个流派的心理治疗。

很多医生也不太会跟家长谈，谈着谈着就容易变成指责。家长们接触的，很多都是年轻的管床大夫，就觉得你这么年轻，居然还说我，你的方式我接受不了。所以好多医生的困扰就是，家长可太气人了，说了也不听。

还有一些家长来六院看了一两回，没挂上儿童的号，就挂成人的号。其实对儿童，成人方向的医生经验不是特别多，孩子们生病的时候又不会好好配合，这样一来家长们对医院的服务也不满意，后来就不看了，觉得没什么事。结果后来发现孩子开始割腕、自伤，家长觉得不对，又开始看。

也有人问我，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心理咨询师，他们是否也能给孩子们提供帮助？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个问题也有它的难点——在医院，精神科医生缺乏心理治疗的培训，而在社会上，那些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则缺乏医学相关的知识。

一个心理咨询师完善的培训体系，应该包括心理学的培训，有理论有技能的训练，还要有医学的培训。在美国、德国这些发达国家，他们都会要求心理咨询师有在医院工作一年以上的经历，除了咨询，这些咨询师也是可以下诊断的。

对于一个心理咨询师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鉴别哪些是疾病，什么时候该止步了，然后把问题交给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去处理。但目前，中国的心理咨询整个行业还不规范，体系也不健全，之前也有家长跟我反映说刚看了一个咨询师，是政治老师出身，上来就说行了，交几次钱，保你好，这就特别不专业。还有的咨询师会污名化精神科医生，说精神科医生净让孩子瞎吃药。

除了意识的缺乏，专业医生、治疗师的缺乏，在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过程中，还需要在制度上给孩子们更多的保护。

我们一些医生经常说，明显是家长的问题导致了孩子生病，但父母就是不配合。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德国，他们是有相关法律法规的，被邻居举报或者医生举报，说你的孩子有问题，政府就会安排专业人员上门来调查和治疗，家长必须得开门。如果不配合，就有可能被取消监护权。

此外，当地还会有一些公益机构，由政府和企业出资办的，那些在家里遭受暴力的孩子，会被暂时放到那里，避免更多的伤害，也能同时接受专业的治疗。在学校，如果老师发现孩子受到家庭的影响，就可以帮忙联系这个机构。但在我们这儿，这个部分还是比较缺失的。

我遇到过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天天发脾气，在学校和各种人冲突。爸爸带他来找我，结束的时候，要约下一次见面，爸爸板着脸说，不用了，我看没啥事，就是打得轻。

当时，孩子就在诊室的桌子边围着我转，不想走。我就看着他，想象5年后或者10年后，这孩子长大了会怎么样……我见到的很多小时候老被家长打的孩子，长大了就会有暴力倾向。

最后，我也只能看着他走。我在督导的时候，很多专业人员会很自责，觉得我没有保护好这个孩子，但这是整个体制缺失的问题，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环，也只能做好份内的事，我们总不能把孩子接回自己家，我们也没有这个权限。我也在想，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些这样的机构，就针对某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去开展这种服务。

图源《天空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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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治疗结束之后，很多时候还需要后续的康复治疗，在这个方面，目前我们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因为我们跟德国接触比较多，专门请德国老师来讲过德国的系统式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他们谈到，德国是从1975年开始精神卫生体系变革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是推动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让那些大的专科病院，慢慢地变小。因为，我们治疗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患者重新回归家庭，真正地回到社会。

在缩小精神专科病院的同时，他们在扩大社区精神服务，患者出门就可以到社区配药，那里还有很多康复的活动，有社工，有各种治疗师，患者们可以开始练习怎么回归社会。在德国，法律还有一项规定，叫「Home Visit」，医生可以随时去患者家里家访。当时，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学员就说，我们也想去，但被人家给轰出来了，不让去。但在德国，这是有法律规定的。社工咨询师上门，家庭必须得接待，你不接待，几次之后，监护权直接就没了。

相比较德国从1975年开始变革，我们的起步的确比较晚——从2015年开始，卫生部也出台了全国心理卫生指导意见，在我看来，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精神卫生开始得到重视。

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在整个体系健全之前，学校也需要承担更重要的作用。

我们有时候也会去学校给老师做培训，因为孩子最多的时间都在学校，老师相对容易发现问题。但老师跟家长说孩子有问题，家长有时会觉得老师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因为很多学校的机制是，如果孩子病了，考核就可以不算了，但也不影响老师的奖金，这就导致老师有时也挺尴尬的。

除了评估体系的问题，我们的老师也缺乏这方面的训练，整个教育体系和卫生体系的合作是不够的。孩子住了院，学习就无法同时并进。治疗结束后，孩子们面临的困难也很大，从疾病的角度来看，的确缓解了，但他要面临学业上的困难。还有的孩子会有耻感，家长也不让孩子说在六院住过，「要不然同学们都会笑话你，说你是精神病。」

我在德国时，去参观他们的医院，孩子生病了要住院，医院和学校是有合作的，孩子在住院期间也有老师来上课，学业还是可以继续跟进的。

但在我们这儿，很多孩子治疗完可以去上学了，学校会说让医生写个证明才能来上，要不然你来了之后跳楼的话，我们可担不起责任。但写证明就意味着得让医生担责任，那我们也不能说他就肯定不跳楼，我们只能说他是好转了——到最后就是谁都不想担责任。

还有一些孩子，我评估完发现他生病的原因是老师体罚学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办，只能这个因素改变了，他才容易好。我就问家长，能不能换一个班，不要这个老师。家长就说，不行啊，现在一人一个ID号，你不知道换个班有多难。但是如果一方面我们给孩子吃药、治疗疾病，另一方面还要把他放在一个不断导致他疾病的环境中，那效果是怎么样的，我只能打问号。

学校的规定也是一个问题。有的孩子终于可以回校园了，但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做不到从早上六点多去学校，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家，所以家长需要跟学校商量商量，先去半天，一点一点来，慢慢适应。但学校有学校的纪律，要来就得全天，要搞特殊就别来了。

总之，在治疗内外，我们需要做到的还非常非常多。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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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比例在20%左右。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是只有我们困难。

但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十年来儿童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没有明显的增加，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度过了那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发展是平稳的。反观中国，最近三、四十年社会特别快地发展，物质财富积累也很快，很多问题人们来不及去消化，一下子集中爆发了。家长们面临的压力很大，而孩子们是社会中最弱小的那个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孩子面临的挑战肯定更大。

现在，我们医院每年的门诊量都涨很多。四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培训，当时，那个老师让我画职业状况，我记得特清楚，我画得是我们医院门口一堆人，院里一大堆人，门诊一大堆人，全是小点点，全是病人。我就跟病人一般大，都特小，淹没在人群里面。

最近在公众号后台，有很多孩子的家长给我留言，包括同事、朋友也给我推荐患者，我觉得压力特别大，因为你能做的很有限。看这些留言的时候，我就特别沉重，因为，作为一名普通医生，我能做的真的非常有限。

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在国家层面上开始行动了，特别是疫情之后，已经在强调预防了。

我从事这项工作15年来，也能感受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孩子自己开始发出求救信号，他们会跟家长说我病了，我可能得了抑郁症。他们会上网自己测，然后要求家长带他们去看病。这在以前，是不常见的。

但比起孩子们，家长还需要更快的成长。现在，虽然越来越多的孩子会跟家长说我病了，但很多家长还是会说，没事儿，咱扛一扛，休息休息就好了，出去旅游旅游就好了。直到最后孩子上不了学了，家长才觉得，哇，是个事了。

现在的孩子自伤割手腕的很多，这更像是孩子反抗的一个方式，因为他自伤之后家长才会害怕，然后会重视。还有一部分孩子割自己，是因为这样会减轻他的痛苦。

我认识一个院士，他说他小时候放牛，没机会上学，他的孩子被他安排到一所非常好的高中，但孩子不上。这个院士特别高傲，我觉得他的人文关怀是没有的，他放牛娃出身，不断地攀登，主要成就是在学术上，社会经验其实很差，对孩子的要求也不够合理。他觉得他给孩子的条件比他自己得到的好多了，他怎么还怎么怎样，但实际上孩子有很多痛苦，他不肯听的，也完全听不懂。

社会压力大，很多家长被巨大的压力压得身为人的本能没了，所以去相信某一本书，然后就断章取义地照搬。但实际上他还是不懂孩子的发展规律，不知道孩子各个阶段什么是更重要的，小学阶段其实成绩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身体健康，培养他的社交能力。

我在临床上遇到很多孩子，小学时候没玩过，也不会玩，等到中学开始受欺负，不会跟人交往，同伴就歧视他、孤立他，只要两人一配对，他就落单。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很难学会社交了，这就变成他的一个持久性的痛苦。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长要关注孩子的一些先天特点，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叫气质类型不同。但我们的社会总是会贴标签，你要活泼开朗，爱说话，这都好孩子。然后整天事那么多，适应困难，到哪儿也不吭声，内向的孩子就不好。其实我想说，先天的类型没啥好坏。

作为家长，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你的孩子，根据他的特点来养育，不是「我得把他养成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完全没有想过孩子先天就不一样。你得知道你的孩子什么样，然后顺着他的那个样去养，而不是拧着他，按自己的理想化去养。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养育的确需要遵循一些科学规律，但养育其实也是一种本能，所以一种正常的状态应该是——我们去相信我们自己的本能，去感受本能的力量——养好孩子的前提就是你自己过得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我们做家长的能把自己的焦虑放下，让自己本能的那个部分绽放出来。如果你每天都活得很好，就是给孩子的一个很好的示范。你的孩子每天都在看着你、模仿你，你把焦点放在孩子身上，不如回到自己身上，你活好你自己，给孩子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然后去关注他有什么困难，和他一起面对他的困难——这才是养育，它应该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去年5月给我写邮件的那位医生，她的孩子在治疗后恢复得不错。几个月前，我又收到了她的邮件。她说，这件事让她意识到，在养育孩子的路上，她之前做得远远不够，她说：「我和孩子的爸爸都很感慨，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也要不断学习不断认知自我，才能做一个孩子喜欢的爸爸妈妈。」

图源《请回答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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