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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落户上海,幸运与残酷

2020年11月16日 文/ 汤禹成 编辑/ 楚明

那一天,户口问题突然被放置在李云涵眼前。她去查资料,问身边人,判断户口的作用。买房、本地医保、未来孩子的教育……但后来,她发现在家人眼里,户口还有更深一层意味。

最重要的是,她眼下就有在一线城市——上海落户的机会。在此之前,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文 |汤禹成

编辑 |楚明

运营 |小小

幸运儿

在大多数人眼里,落户上海无疑是一种幸运。

9月下旬的一天,冯煦的高中同学给他发来一则有关上海落户新政的推送。高中同学带着羡慕的语气,“你能在上海落户了!”他第一反应是“一定是标题党”。

冯煦来自江苏,今年6月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原本,他会在秋天去美国留学,但疫情打乱了计划,决定延迟一年入学。8月,他接下同济大学提供的offer,担任课程助教,签下了一年的劳动合同。当时,他根本没想过在上海落户——在过去,对于上海任何一所高校的本科毕业生而言,落户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2017年本科毕业的程峰就没能如愿落户。

准备毕业后直接就业的程峰,仔细研究了落户细则,把能考的证、能拿的分都拿了。临近毕业,他还需拿下“上海市优秀毕业生”——这个只有前5%的学生才能获得的荣誉,可以加3分,几乎是本科生想要落户的必要条件。但他没能成功评上。

获评这项荣誉但打算继续读研的朋友把名额让给了程峰,帮他加分。可惜的是,最后程峰依然没能如愿——由于他的就业单位不属于重点企业,他离一纸上海户口,仍缺了1分。

程峰的故事如果放到今年,结局会变得不一样。冯煦最初觉得是标题党的文章,被越来越多人转发。他找学校老师打听,“发现真有这么一回事”。

在2020年申请本市户籍的评分办法中,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这意味着,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四所学校的本科生,只要满足基本申报条件,便可绕开重重积分,实现落户。

很快,在父亲的催促下,冯煦用了一周左右时间——他也惊讶于自己准备这件事的效率,准备好了材料,提交给学校人事处。他将进入第二批落户人员的审批流程,不出意外,会在明年初成功成为一名“上海人”。

事实上,像冯煦这样能在今年获得机会的本科生并非多数。同济和复旦的2019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两所学校分别有六成和七成的本科生选择深造,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的人是“少数派”。因此,新政影响最大的另一个群体是,42所世界一流大学中非重点学科的应届硕士毕业生。新的评分办法规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没有要求“重点学科”。

而另一所沪上名校——上海财经大学,因为此前未入选双一流高校,一部分学生与落户资格失之交臂。那一天,上财学生阿金的朋友圈里,充满了一种沸腾的、不满的情绪——大家转发着那条推送,说着“原来是我不配”“财大不配”“打扰了”。

上海户口意味着什么?

一份更曲折离奇的幸运降临在复旦毕业生瞿军身上。

2019年,大四的瞿军修读了迟迟不敢面对的高数课程。他不擅长数学,考试前他给老师发了很多封邮件,央求老师给他一个及格分,让他顺利毕业。然而博取同情的方法没有奏效,他的期末考还是挂科了——这也意味着他要延迟一年毕业。

2020年7月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小型影视工作室工作。9月23日发布的新政,突然给他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缝隙——作为复旦毕业的本科生,他有了落户机会。但他也发现,基本落户条件中有一条“签约公司的注册资金必须要在100万以上”,而他所在的工作室注册资金仅50万。幸运的是,他的老板为了让他顺利落户,决定更改公司注册资金,从50万提到了150万。

没想到,因为考试挂科延毕,竟然可能换回一个上海户口。他转发了那条推送,很多正常毕业的同班同学在那条朋友圈下“怨声载道”。老板和瞿军打趣,“你应该请你的高数老师和我吃饭”。

瞿军茫然地接受着命运的“馈赠”。此前,他并不是没考虑过户口,但希望工作几年后出国读研,回来再通过海归身份落户。这一切加速到来了。

户口意味着什么?对瞿军而言,重要的是,意味着一种身份。他的女朋友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虽然他没见过女友父母,但他始终觉得“不是上海人”这一点,总会成为未来“老丈人”的顾虑。他希望和女友长期发展,如今有机会落户,他要紧紧抓住,趁早打消“未来的潜在顾虑”。

而对已经在外地找到工作的人来说,这个政策意味着“纠结与挣扎”。瞿军的同届校友李云涵毕业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看到政策后,她在10分钟内给上海市教委打了7个电话,才终于拨通。她询问,自己已经交了3个月北京社保,还能否享受应届生落户政策。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只要在今年结束前在上海找到工作,就能落户。

那一天,户口问题突然被放置在李云涵眼前。她去查资料,问身边人,判断户口的作用。买房、本地医保、未来孩子的教育……但后来,她发现在家人眼里,户口还有更深一层意味。

大姨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是她的儿子,也就是李云涵的表哥。表哥放弃深圳的互联网工作,在上海落户、安家。大姨常常和李云涵分享表哥的“路径”:选择工作地址上海,安家落户上海,夫妻两人必须在一起,其他都可以放弃。说完,她发来一张孙子的身份证照——住址前两个字就是“上海”,“这就是他们选择的受益人”。

妈妈、大姨、表哥,轮番上阵劝她。每一句话都是经典:

“上海户口对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和因跳槽影响简历的小事比,是不可比的。”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每时每刻我们都面临取舍、决策,需要勇气、智慧、底线思维。”

李云涵妥协了——有家人施加的压力,也有现实的打击。11月初,父亲因抑郁症住院,她回到老家。在北京连续领了3个月5000多元工资的她,第一次产生了想要稳定的感觉——毕业于名校,没有高薪收入,总要得到点应得的好处吧。大姨又告诉她,她妈妈甚至想给一个声称能搞定上海落户的律师30万元,家里人劝她小心被骗,她反倒和大家闹得不愉快。李云涵突然有些心疼妈妈,终于决心打算辞职,找一份上海的工作,赶在12月31日前提交材料。

“去上海落户,至少对我没坏处。”李云涵说,“毕竟我在北京一无所有。”

城市的美好

上海确实有吸引李云涵的地方。生活便捷,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求学期间,她生活在上海赫赫有名的城市副中心:五角场。这是1999年版上海城市规划中的4个城市副中心之一。“城市副中心”分散在城市各区域,是上海城市规划的一个特色。

这也意味着不同区域的人们能够拥有更便捷的生活。李云涵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复旦、同济毗邻的五角场商圈,她能吃到任何想吃的餐厅,有许多家电影院的场次可供选择,还能找到桌游店、KTV等各种娱乐场所——所有的生活需求几乎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

今年复旦硕士毕业的沈露来自吉林长春。2014年,她和家人第一次来到五角场环岛。那是她第一次看到这样“连成一片”的地下商城,五条大道在此交汇,头顶的彩蛋极具未来感,而底下的商城就像一个金光闪闪的地下世界。她忘不了奶奶当时脸上的表情,是一种“无法形容的震撼”。

后来6年,她无数次经过五角场。和室友品尝了很多本帮菜,爱上了一点点奶茶,也开始沉迷观赏音乐剧。与之相对比,今年10月21日,长春的第一家一点点才刚刚开业。

对这些习惯在上海生活的人而言,“便利”已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寸肌理。随处可见的便利店便是例证——只要在街上走着,如果饿了或渴了,你很快就能找到一家便利店补充能量。近来唯一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或许在于上海消失了很多书报亭。

两年前在上海落户的陈小小,对上海包容程度的观察源于疫情时期。上海从未对任何地区发布过歧视性准入政策,而虹桥枢纽的防疫人员,总是在大声告知旅客“这里承认全国各地健康码”,请旅客快速通过。前几天,陈小小看到朋友分享了一张虹桥机场的照片,出入口立着块绿牌子:“请打开手机出示健康码,全国各地健康码均认可。”那个朋友说:“这就是上海的大气。”

在复旦读研的江阳喜欢同性。他迫切地想要户口,并非和很多人一样“为了孩子”,落户上海的意义更在于“独立的象征”,不再依附父母。而且,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城市,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会很更友好,相比老家东北,这里有更多的性少数社群活动,有更开放的文化环境。他身边也有很多人知道自己的取向,但没有受到任何歧视。他喜欢这种“包容”的感觉。

除了“便捷”与“包容”,沈露还提到了上海的“秩序感”。她去过上海的一些医院,在她印象里,大家都会严格遵守屏幕上的叫号,很少有人插队。她始终觉得,这些日常生活的秩序虽然细微,但关乎一个城市的文明与发展潜力。

▲旅客在上海浦东机场T2航站楼内排队等待办理登机手续。图 / 视觉中国

一份满意的工作?

大部分时候,上海强大的金融行业、先进制造业、零售消费业,能为毕业生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但涉及另一些行业,一些毕业生也必须面对是否留在上海的选择题——尤其是对这次落户新政所要吸引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而言。

在多位上海毕业生的叙述里,在上海找到一份满意的互联网工作并不容易。上海一直被人们诟病错失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机遇。在接连错过BAT(百度、阿里、腾讯)和TMD(头条、美团、滴滴)后,拼多多、美团、b站、小红书等新晋互联网独角兽逐渐在上海发展起来。可事实上,相比北京、深圳、杭州这些被认为具有强互联网基因的城市,上海能提供的选择,仍然有限。

秋招前期,江阳锁定了互联网产品经理的岗位。但除了拼多多、b站、美团这样总部在上海的公司,其他大厂在上海的合适岗位少之又少,如果不是实力最强劲,很难找到满意的。无奈之下,他把意向岗位转移到竞争稍弱的产品运营,随后又放弃了互联网,选择了地产和快消领域。

跟上海的产业基因紧密相关,留下来就业的年轻人,相当一部分人从事的是咨询、券商、投行等商业类的工作。而近年来不断创造风口和财富自由的机会,多发生在互联网行业。这对很多想实现阶层跃升的年轻人来说,是很大的缺失。

上海也在试图扭转局势,等待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十年。阿里三总部三中心落户上海,三总部中的支付宝、阿里本地生活和盒马均是超级独角兽级别企业;拼多多的市值也重返千亿美金大关。

人们大多把落户新政理解为吸引高端人才的策略,以及这座特大城市正在重新规划产业的发展与智力资本的流动。

早在上海加入这样的“抢人大战”之前,众多二线城市早已开始了人才争夺战。上海附近的南京、杭州等城市在2019年大幅度放松落户门槛。而在上海之后,广州也出手抢人。

多年从事房地产研究的严跃进告诉我,落户政策吸引的人才往往是后续潜在购房群体,客观上会增加更多购房需求。但即便没有落户政策,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也表现出了升温和反弹的趋势——落户的新政,主要还是在回应人才的流失,但这个时候也可能有各类地产中介借此炒作房价。

“第一步”

陈小小没有离开上海是有理由的。她高中跟随母亲到上海生活12年,在复旦度过7年。她几乎所有的好友,都生活在上海。更重要的是,她希望尽快在上海买房,房子意味着“安定的生活”。

从2年前硕士毕业落户的那一刻起,陈小小就知道,“落户只是第一步”。在她的叙述里,落户后,只有买了保险,买了房,买了车,按部就班地完成这几个步骤后,内心的焦虑感才会降低。

“买房要趁早”是她身边人的共识。她半年前看中的520万的房子,已经涨了60万,而她的薪水却丝毫未涨。她最好的朋友花了300多万买了一个面积不大的房子,“只是为了抢时间”,准备过段时间再置换更大的房子。

即便凭借母亲的帮助买下她看中的那套600万的房子,她需要背负18000元房贷月供,而她的月薪只有1万余元。如果再去北京工作,还得负担较高的房租,压力太大。

有人比陈小小思考得更为长远。

比如同济大学的冯煦。他从江苏这个高考大省来,高中每天过的是应试、刷题的生活。江苏考题的难度,也一直众所周知。他不想让孩子再和自己一样接受这样的“摧残”。前不久,他在微博上刷到,击剑、射箭竟然是上海一所学校学生的必修课,慨叹许久。

他想起本科期间那些上海同学,说得一口好英语,有更宽泛的兴趣和丰富的经历。——如果可以,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在大城市接受更好的素质教育。

不过,年轻的冯煦似乎还没有明白这个城市残酷的一面。上海的教育资源虽然丰富,但如果“想给孩子最好的”,也要付出极高的成本。教育资源并不平均,地区之间以及民公办学校之间教学质量的差距相互叠加。

在公民同招的政策背景下,很多家长要购买高价的学区房,为孩子准备好一个稀缺的优质公办校学位。学区房升温也是推动上海近期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即将回上海落户的李云涵,也在和长辈一次次的沟通中,感受到两代人间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关于落户,她始终在乎的是它对自己的意义——一种安定感,能有自己风雨不动的居所,睡自己的床;而家人想到的总是“培养一个完美的后代”。

找工作、落户、买房、生孩子,人生前二十年的所有的努力,似乎都只是为了下一代,“这让人感到窒息”。

只有在一层一层地去推演未来生活时,这些幸运的年轻人才会发现,落户在上海,或许不全是幸运,他们还需要勇气和财力去支撑生活的整个链条。一旦被这个城市“选中”,但因为负担不起生活成本而离开,则显得更加遗憾。

沈露预见过所有这些挑战——高昂的房价,不一定稳定的工作,尚不确定的伴侣,未来孩子的教育。去年,她曾接到一家国企长春分公司的面试通知。面试前几天,她犹豫了——一旦面试成功,她一切有关征服魔都的野心都可能瓦解,最终选择回到安逸的家乡。

她有过一瞬的动摇,回到家乡,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每晚去公园散步,感受这种亲情和生活气息。但是转念,她又想到了那些在长春看不到的音乐剧、吃不到的餐厅,上海的秩序与便捷,以及更多可能性的生活。她觉得还是不能给自己留下后路,很快放弃了那场面试,回到上海。

10月,她已经得到第一批落户批复,完成在上海落户这“第一步”。

幸运之外,还有很多人无法迈出这所谓的“第一步”。由于“房地产经济学”专业并非重点学科,今年从上财毕业的阿明无法获得相应加分,也因此无法顺利落户。

作为江苏人的他,最终接受了中部城市的一家国企offer,打算离开这个离家不远的大都市,去过预期中的轻松和稳定的生活。

如果有户口,他的选择可能会不一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