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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的女性,不是缺乏技术,而是不敢骄傲

2020年5月15日 文/ 罗芊 编辑/ 糖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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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上,周沫给自己取名叫「抓马坤」,谐音「drama queen」。这些年,她导演了《唐璜》、《地狱中的奥菲欧》、《水仙女》、《风流寡妇》等西方经典歌剧。在这个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领域,她付出了全部的时间,才找到自己的位置。

文|罗芊

编辑|糖槭

窄门

进入歌剧行业,意味着穿过一道又一道窄门。这个行业是蛋糕上的奶油,蛋糕本身已经不是人们的主食了,歌剧就是奢侈饮食上更奢侈的那一层,而歌剧导演,更是长期被男性占据的领域。

光从履历上来看,周沫的人生好像一个独立女性的美好样本。18岁去美国念本科,研究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导演,毕业后从助理导演开始干,再到美国一线歌剧院驻院导演,历练成独立导演。很罕见的,33岁的她成了美国目前唯一的亚裔女性歌剧导演。

一个亚洲女孩想在美国做歌剧,那种难度就好比,外国人要来中国做京剧,没有引路人,周沫只能自己扛起斧头「砍荒」,路上杂草丛生,很多人泼冷水,「等你找不到工作灰溜溜滚回国的时候,我看你怎么哭。」

周沫有一个韩国朋友,名叫金恩宣,能讲流利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捷克语,27岁时就拿到赫苏斯·洛佩斯·科沃斯歌剧指挥比赛金奖,她们因为合作《茶花女》相识,金恩宣是指挥,周沫是复排导演,整个剧组只有她们两个亚洲人。

有一天,她们一起去吃火锅,聊起身份标签带来的困扰,金恩宣说,她记得自己刚拿完奖那天,以为今后在德国的发展会轻松一些,结果经纪公司对她说,「我要你从现在开始摆正态度,你需要比你的欧洲同事努力4倍,因为你是亚洲人,女性,年轻,个子还不高。」周沫当时听完就笑了,开始自嘲,「那我可以偷点懒,努力3倍就够了,因为我个子还挺高。」

金恩宣说,回头看,她走到今天,付出了远不止4倍多的努力。她曾遇到许多「刁难」,一次,她的乐队排练时间因故被缩减了半小时,一群人偷偷等着看她笑话,她最后不仅没有超时,还提前半小时结束排练,这是她手上的技术。

两人吃完那顿火锅,得出的共识是:生气没有任何意义,真正需要的是解决问题。别人给你贴各种各样的标签,甩掉标签最好的方法就是埋头做事。

这个自称是周沫「欧尼」的金恩宣姐姐,也在2019年成为了美国旧金山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创造了两个历史,成为第一个出任美国一线歌剧院音乐总监的女性和亚洲指挥。

亚裔也是周沫的「标签」之一。2013年,她是美国歌剧圈的新人,一个小透明,第一次在大型歌剧院做助理导演。组里大牌的男歌剧演员走位出了问题,应该向左走3步,他却走反了方向,整个人出光了。排练结束,因为这个小演出事故,周沫需要找他聊聊。

还没见到那位男演员,主管便先找来了,把周沫叫住,张口就是批评,「你为什么要改导演定的走位?」她很生气,「气到想用头撞天花板」,明明是演员自己走错了,却先去主管那边告状,对方的理由她到现在还记得,「是周沫叫我往右走的,英语不是她的第一语言,她导错了。」

那天下午,周沫很愤怒,冲进一位女性前辈的办公室,把门一关,坐在地上就开始哭,哭了10分钟,把问题说清楚,那位前辈对她说,「这个事情是非常disgraceful,非常不体面,非常恶心,但你目前没有任何办法。」对方是票房号召力很大的演员,出错了,甩锅给一个没有名气的中国女孩,很正常。她唯一能做的,是在未来杜绝这种可能,和演员沟通时需要有见证者,并且记录副本用电子邮件发送,留下文字记录。

那位前辈还教她,下次别人再给你扣这个屎盆子,你不要put up with it,不要让这件事成为心结,成为刺猬身上的一根刺,要把它变成燃料,燃烧自己更加努力工作,打破刻板印象,争取话语权。

周沫

「女性」是周沫身上的另一个标签。歌剧圈内一直有个梗,叫做「金发碧眼男」,意思是如果你是一个外形很好的白人男性,做歌剧导演的路会顺遂很多。在周沫的同班同学里,有女性做了5、6年助理导演都没办法转正,而同期的男同学很轻松就转正了。

生育时钟和职场上升时钟相冲,也是许多女性面临的困境。许多歌剧女导演30多岁风头正盛时选择回归家庭,等孩子上小学了,再从零开始;周沫身边一位40多岁的女导演,赶在生育时钟关闭之前要了孩子,剖腹产第二天挂着导尿袋坐在轮椅上依然出现在剧场技术合成。

2018年,北美歌剧行业内部做过一个统计,全美几百家歌剧院,导演和指挥里面,女性从业者的占比甚至比男性还多,达到57%,但如果将目光锁定在一线剧院,能够站上独立指挥和导演岗位的女性,比例不到3%。

有人提出倡议,给各大剧院的艺术总监写邮件,附上了女性导演的名单和联系方式,希望他们能看到广大未被注意到的女性导演,在未来剧目编排时,可以考虑到她们。这些艺术总监中超过80%是男性,且都是白人,周沫还记得,不过5分钟,她就收到了一封群发邮件,那是一位很有名的男性艺术总监回的,信的末尾写:我觉得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一直很公平,之所以一线剧院见不到更多女性导演,是因为她们导的不够好,到今天为止,我并不觉得有哪些女性导演足够在我的剧院导戏。

那时候,周沫会感觉到,身为女性,「有一个看不见的天花板,有一根看不见的绞绳在绞杀你」。

社交网络上,周沫给自己取名叫「抓马坤」,谐音「drama queen」。这些年,她导演了《唐璜》、《地狱中的奥菲欧》、《水仙女》、《风流寡妇》等西方经典歌剧。在这个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领域,她付出了全部的时间,才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个心无旁骛的过程,有点像赛马,赛马时,人们会给马儿戴上一种眼罩,英文叫「blinder」,这种眼罩会帮助马儿遮住侧方视野,避免干扰,她希望自己「put your blinders on」,像赛马一样,100%专注向前跑。

周沫在工作中

她会反问,「那什么是女孩的样子?」

周沫语速飞快,声调高且厚实,一般人一分钟说200个字,她能说300字。她在美国的朋友方颖说,相识8年,鲜少见到周沫停下来,「她就一直努着,过一阵子,就跑来跟我说,我接到了一个project,我又接到了一个project」。

「努着」,是周沫从小的习惯。5岁那年,妈妈告诉她,其实自己怀的是三胞胎,都是女孩,她是三个早产女婴中唯一活下来的那个,之所以取名叫「周沫」,因为她在周末出生,而「沫」字有三点水,最后一点往上提,意味着三姐妹中独活了她一个。

她从小心里就有一种想法,因为自己是唯一活着的那个,要带两个姐姐去看这个世界,做任何事情,都要把她们那一份努力全部用上,后来她去见心理医生,讲自己从小到大为什么那么要强,凡事为什么一定要做到那么极致,「跟这种潜意识有很大的关联。」

对于周沫的父母而言,这个孩子得来不易,他们要求不高,孩子能够健康地活下去,他们就很知足了,他们常常对周沫说的是,「你做什么我们都支持你,只要你想去做,你什么都可以达到。」

周沫的爸爸是媒体人,并不被性别意识束缚,他不希望周沫成为世俗规训的「女孩子」,每当妈妈给她买洋娃娃时,爸爸都会给她买一把枪,到最后,周沫攒着八把玩具枪,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站在楼梯口等着邻居下班,他们一出现,周沫就扛着玩具枪冲出去「扫射」。

上学后,老师给她的评价总是,「太活泼,太要强」,有人告诉她,「你一点都不像小女孩,女孩没有女孩的样子」,她会反问,「那什么是女孩的样子?」

20岁出头,周沫大三,在鲍登学院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生准备考哈佛法学院,忽然提出想要学导演,父母没有阻拦,反而鼓励她,「人生很短,你想去追求就去追求,你去试就好了,不要想太多。」

关于女儿的人生道路,他们不会帮她做选择,只会告诉她:做艺术只有热情是不行的,艺术需要天赋,这是一个容不下第二名的行业,你可以是一个平庸的会计、牙医、律师,但一个平庸的艺术家是很凄惨的,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如果你想做艺术,你要证明你有这个天赋,能做到最好中的最好。

歌剧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激动人心的表演了,它是高门槛的艺术,被誉为「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一场好的歌剧,通常需要筹备5年以上,舞台像是一个自由的博物馆,幻想的一切都有可能实现,演员可以成为仙子,成为女仆。平常你只能在博物馆看到的东西,会出现在舞台上,一件古老的戏服上,穿过的演员们会留下自己的「last name」,如果这个戏够老的话,你会见到一排的「last name」,那是穿在身上的历史。

歌剧带来的共振也是惊人的。歌唱家们不戴任何扩音设备,只用自己身体的共鸣腔体将声音传达给每一个人,这是人类声音的极限,一个近4000人的剧院,好的歌唱家会让你感觉,无论坐在剧院哪个角落,声音都会穿过乐队,到达你面前,触碰你的灵魂,「你不觉得是个很神奇的事情吗?」

这也是一个更国际化的艺术类别。歌剧是声音的艺术,一个歌剧演员,如果有一把传世的好嗓子,能让所有人摘掉有色眼镜。在上世纪美国种族主义最严重的时候,白人跟黑人尚不可坐同一辆公交车时,大都会歌剧院已经会选择一位黑人歌手唱主角了。

但对于2009年进入哥大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周沫来说,这一路上有许多无形的窄门。先是语言关,一个亚洲女孩要学习歌剧,必须能看懂谱子,除了英语,还得学习传统歌剧语言里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遇到相应剧目时,还要学习俄语、捷克语、匈牙利语等,过去这些年,她常常需要飞到其他国家恶补语言,K谱子到凌晨也是常事。

重复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前她对艺术家有很多想象,艺术家就是天马行空,静静地等灵感到来。真正学习起来才发现,创作需要后天持续的训练,直至形成肌肉记忆,和田里插秧没有区别。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周沫前两年基本上是「导到死」的状态。每年,哥大戏剧导演系面试的日期都会专门选在2月14日,意思是——「做这一行,如果你连情人节都推不掉的话,那就不要来了」。每个月,导师都会让她导一部完整的戏,导到后面,她一看剧本就知道,「这个地方涉及换场需要15秒」。也有戏导得不好的时候,导师先是沉默10秒,接着就是一句,「这场戏,你导演的阿伽门农的脚踏上红地毯那一刻,戏剧本身就死掉了。」

毕业时,周沫对未来充满美好想象,那时候她觉得自己是哥大导演系毕业,是天之骄女,什么都是应得的,但是歌剧行业教会她的第一条道理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应得的。

现在想来,周沫身上确实有一些适合做歌剧导演的特质,高效、共情、细腻。和她合作过《拉贝日记》的歌剧演员徐晓英说,第一次见到周沫,就感觉到她是做歌剧导演的料,开口雷厉风行,进剧场不到一周,便能准确地叫出100多号人的名字,很多导演开口就是,「哎,这位演员」,周沫直接名字就说出来了。包括她对一些动作的设计和调整,为什么要跪在这里唱,为什么要抬手,为什么要上步,她都能说出原因,「而且她定了位置,极少会改动」。

剧场是和人打交道的地方,常有突发情况出现。演员起晚了,喝酒了,声音都会发生变化,因为歌剧以音乐为绝对主角,歌剧演员对于声带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感会非常强烈。一次,指挥已经上台了,乐队已经完成校音,女一号在化妆间非说自己左边的袖子比右边的袖子长,把已经戴好的假发也拿下来扔在地上,不肯上台。周沫到后台查看,经验告诉她,许多歌手耍大牌往往是因为年龄大了,声音出现退化,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最后周沫一阵安抚劝说后,「像婚礼那样,拉着她的手,一步一步,亲手护送她到舞台侧幕上台」。

一位40岁的女歌剧演员和周沫合作过《水仙女》,排练时她正来例假,习惯性地没有告诉任何人。这场戏,她又要唱歌剧,又要跳到冰凉的冷水里,合成那一场戏之前,周沫主动过来问她,「你今天在生理期吗?你可以吗?」这是这位演员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询问。过去那些年,她合作过的几乎都是男性导演,从没人问过她这个问题。

歌剧《The Merry Widow》剧照

不要因为自己是一个女性而道歉

大学时代,周沫透过文学理论课,学习到了一个观点,「性别是后天社会构建的表演行为,是代代相传的重复训练」。从那时开始,她便有意地观察自己每天的性别表演行为,撒娇、示弱,每一次做了这些女性刻板印象表演之后,她会反省,以后我能不能不这么表演,做最真实的真本?

她用通勤时间在微博上记录自己的生活,许多女性从她这里汲取力量,一个关注者写道,「抓马坤特别值得女性敬佩的地方就在于,她总是轻描淡写地面对各种困境,语气总是充满各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且确信自己能得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沫鼓励女性有野心:任何行业的女性,只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标准,并且据理力争,就会被贴上bitch或者难搞的标签。没关系,bitch gets the job done!

前段时间,她参加了一档名叫「海马星球」的播客,在里面她对年轻女性建议,「不要追求容易的人生」,她也在一遍遍身体力行地告诉大家,20多岁的时候不要将人生放入自动巡航,「我不需要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拼得像个女神经,但是希望大家人生的方向盘永远不要交给别人,别人包括你的丈夫、父母亲。」

周沫告诉《人物》,之所以这么强烈地传递女性力量,是因为在做歌剧导演的路上,许多需要帮助的时刻,她叩门许久,关键时刻给她开门的人,都是女性。

2013年到2014年,她有一个很大的低潮和瓶颈期,找工作不顺利,「总是在那种二三流剧院,跟很蠢的制作在工作」,更好的剧院也申请不到,每次收到拒信,就觉得自己很差,在家里嚎啕大哭,觉得自己的人生耗费在金字塔塔底上不去,应该是废掉了。

那时,她申请旧金山歌剧院「梅若拉」歌剧训练计划,面试官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名叫Sheri。因为处于低潮期,周沫每回答一个问题,都会不自觉地说,「sorry」。直到Sheri打断她,你为什么要总是在道歉?正是因为你不够好,你才要申请这个机会来提高,你如果一直道歉的话,那我该原谅你呢,还是该收下你呢?

那天,Sheri说了许多让她「醍醐灌顶」的话,解开了她内心的死循环。她说,女性总是太容易道歉。不要因为自己是一个女性而道歉,不要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道歉。谁说中国人不可以导百老汇音乐剧,谁说中国人不能够导歌剧,有这些想法的人是他们自己的眼界不够,不要用别人想象力的匮乏来惩罚你自己。

这个故事最终有了一个让人欣慰的结局。Sheri收下了周沫,她成了该计划 60 年来第一位入选的亚洲导演。从前别人在剧场遇到她,会觉得「这个中国女人好奇怪」,因为此前美国歌剧圈从未见过中国女性想做歌剧导演。梅若拉以后,「好像是在履历上盖了一个金字正印」,她做歌剧的路变得顺遂许多。

后来,周沫问Sheri,为什么选择自己。Sheri讲了她的故事——她来自爱荷华州的农场,也许因为天天对着牲口吆喝,嗓门奇大无比,学了声乐。入行以来,她一直是那个不被看好的人,英文世界里叫做「underdog」,一直被人压着,一直不被看好,一直拼命需要证明自己往上走。

入行没多久,Sheri便成了单身妈妈,每次排练演出完,舞台妆都来不及卸,就冲回家,因为保姆按小时计费。有孩子的前5年,她演出赚的大部分钱都用来雇保姆了。歌剧院门口一个大坡,她常常从这里推女儿回家,顶着奇怪的舞台妆,女儿哇哇哭,周围路人看她,像看一个神经病。

Sheri成为一代著名的女高音,步入职业成熟期后转做行政,负责管理美国歌剧旗舰训练班「梅若拉」计划,见到那些有潜质的年轻女性,总是忍不住想到自己当年的样子,她会想起那个望不到头的坡道,想到自己在上坡时对自己说的话: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帮助那些跟我一样正在爬坡的女性。

6年过去了,周沫也成了那个面试别人的人。

前段时间她帮一家剧院面试歌剧导演训练生,一位23岁的女孩,学习经历非常棒,履历非常漂亮,问她为什么要申请这个工作,她的回答是,我还有很多不足,想要透过这个工作更加完善自己,努力学习和改进,拜托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而跟她年龄相当的男性申请者则说,我做歌剧导演太容易上手了,你们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人了,其实仔细看他的履历,远不如那个女孩。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女性总觉得自己只有准备了120分才有资格去要一个机会,但是男性有可能只做了60分就说,我超级棒,我超级厉害。年轻一代的女性,不是缺乏技术,而是她们已经被训练成一个自我保护的表演体系,社会教我们,你不要太咄咄逼人,你要谦逊,不可骄傲打无准备之仗。」

后来,不出所料的,那位男性申请者拿到了这份工作。周沫不想盲目鼓励这位女孩要自信,她认为,空讲是没有意义的,女孩的自信和判断力要靠自我经历获得,一次一次危机处理,一次一次在工作中证明自己可以跳得更高,那种确信感才会越来越强。

很巧的是,这位女孩申请的机构明年准备请周沫去导一部戏,她想好了,要邀请女孩做自己的助手,「时代的进展不是放一把野火就可以烧起来的,我们就这样,一代一代,一步一步往前推。」

周沫和She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