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后，很多捐赠物资驶向武汉，却因为各种原因，常常停滞在“最后一公里”，当地的志愿者自发组织和行动起来，去完成这繁琐的任务。“微光”是其中的一个。

文 |赖祐萱

编辑 |槐杨

摄影 |尹夕远

运营 | 山山

“莫得说”

等待是志愿者生活的常态。3月4日傍晚六点多，笛子和妈妈在径河高速口等待，等一张允许她们离开武汉的通行证。她们已经在车上等了四个小时，同时被困的，还有另外七辆车和一群年轻人。天很沉，高速路口空荡荡的。出城的十个通道，只有一个还亮着绿灯。

他们是武汉“微光”志愿者团队。下午两点多，他们接到一些要送往孝感市公安局的物资，塞满了8辆家用车。疫情期间，民警每天都要出勤，公安局的防疫物资几乎消耗殆尽。口罩、手套、大米、水果、防护服、护目镜和空气净化器。这些天，武汉出城的车辆管理严格，道路情况变化频繁，昨天还能通行的路口今天可能就被封闭，上次还能用的通行证可能这次又作废了。

晚上七点，他们被放行。八点半，他们终于到达孝感市公安局。食堂师傅给他们煮了牛肉面，一人一张桌子埋头吃，每人起码隔了一米远，那阵仗，“像高考，喊我们不许作弊。”笛子妈妈说。那顿牛肉面是封城以来她吃过最香的晚饭。

这天也是笛子妈妈和这群志愿者相识的第四十天。她今年53岁，爱好跳舞和打麻将，不过，这个春节，两大爱好都难以实现，母女俩在家，无聊得每天逗猫玩。大年初一，晚饭后，母女俩瘫在沙发上，笛子突然说，妈妈，有批防护服没人运，我们去一趟好不好？

曾有人劝笛子赶紧想办法离开武汉，笛子拒绝了，她想不出离开武汉，还能去哪儿。封城时，笛子加了很多求助群，帮忙做了些信息归类分流的工作。除夕那天，她又进了一个志愿者车队群。这就是后来的“微光”车队，当时还没有名字，是一个成立了不到24小时的小车友群。车友们在封城当天开始自发为各大医院和武汉居民运送物资。笛子也动了出去送货的心思，但她不会开车，只能问妈妈。问出那句话时，她有点紧张。封城之初，城市被包裹在巨大的恐慌里，绝大多数家长们都牢牢地看住孩子，不能出门。

“好啊。”笛子妈妈没有犹豫，几分钟后，两个人穿上外衣、戴上口罩，出发了。

▲笛子和她的母亲

疫情发生后，很多捐赠物资驶向武汉，却因为各种原因，常常停滞在“最后一公里”，当地的志愿者自发组织和行动起来，去完成这繁琐的任务。像“微光”这样的志愿团队还有很多，有帮助医院救援的，服务社区居民的，还有专门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每天，车队负责人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捐助信息，有个人，有团队，也有不愿意留下姓名的人士。车友们经常不知道载着的货物来自哪里，只知道按照捐赠者的想法，一批一批物资送给指定的医院、医疗队、在家轮休的医护人员、慈善总会或社区。他们会在约好的仓库前或高速路口等货来。外省来的车因为路况不稳经常迟到，他们便久久等待。

车队里大部分是年轻人，平均年龄二十七八岁。将物资送往医院、医疗队和社区卫生站，占他们所有任务的95%。封城的一个月里，他们送出了接近千万价值的物资。口罩、酒精、大米、香蕉、生菜、发夹、床垫、防护服、护目镜、卫生巾、喷水壶、自嗨锅，什么都送，哪里都去。武汉太大了，过了汉江过长江，穿行于一座又一座桥，跑一趟动辄两百公里、五百公里，光是油费每个人就花了好几千。

有天夜里，大家在群里聊起了疫情之后最想做的事。有个98年的男孩说，我给你们画墙吧。大家才知道他是个涂鸦师。一贯沉默的车友老柴说，自己是电玩城店长，等武汉好起来，请大家打电玩，“游戏币我来请”。相处了十来天，这个小团队才发现彼此的职业几乎没有重样，很多都是在亚文化游走的青年。DJ，Coser，涂鸦师，摄影师，地下说唱，开网店的，卖首饰的，电玩城店长，还有机车发烧友。这些人都太酷太朋克了吧，笛子想，她觉得自己经历庸常，没好意思告诉大家自己是一个植物进化学在读博士。

受冲击最大的是笛子妈妈。过去，一听说那些亚文化青年，她就想，“这帮不靠谱、不着调的孩子”，她认为好好学习才是最好的路。现在她不这么想了，做什么行业都挺好，这群年轻人真诚又可爱，一分钱报酬没有，却拿出了日赚万元的精力，“用武汉话形容，就是莫得说呀。”

出发吧，不要问路在哪儿

在路上的日子，记忆点变得独特。大年初一，防护服之日。大年初五，重庆小面之日。元宵节不是汤圆日，是3800箱自嗨锅的日子。

大卡车里密密麻麻地堆满自热食品，除了小火锅，还有自热煲仔饭、自热藤椒鱼、自热部队锅、自热鸭血粉丝汤。笛子说，那天她第一次知道中国方便食品产业如此蓬勃。这些物资来自江苏，要捐赠给武汉的31家医院。志愿者们需要把这些自热食品从卡车搬到仓库。

那天很冷。从车厢到仓库走道尽头，十几个志愿者连成一线，一箱接一箱地传送。很快，有人开始脱衣服，先脱掉最外面的防护服，又摘掉被汗水和热气蒙上的护目镜，后来，好多人把外套也脱了。笛子只觉得箱子劈头盖脸地往身上涌，太热了，一抬手，橡胶手套里的汗沿着胳膊往下流。几个小时后，手几乎抬不起来，只能机械地接住、传下去。天渐渐黑了，路上车本就稀少，这会儿几乎看不见了。在一片昏黑中，他们靠一束束车灯光照着彼此。直到凌晨一点，全部搬完。

当天夜里，一小部分自嗨锅就被车队送出，大部分自嗨锅还堆在仓库外的过道里。怕被拿走，志愿者许适和王杰决定留下来守夜。仓库过道幽暗，只有简易塑料棚顶，风穿堂而过。又冷又饿，他们从路边打包了点烧烤，只有肉串、青椒和土豆可选，再分喝一瓶红星二锅头暖身。入睡前，他们把两辆车分别停在仓库过道两端，每人看住一个出口，车子整夜都没熄火。早上六点，他们又被来搬运的车队伙伴吵醒。31家医院，3800箱自嗨锅，全部送完，只用了28小时。

2月的另一天属于生菜。回到河南老家的农民回不来，而他们在武汉菜田种下的生菜已经成熟，75吨，打算全捐出去。菜还长在地里，志愿者得自己带着菜刀来，挖走多少算多少。几个年轻人城市里长大，都是第一次下田，不会挖生菜，有的割，有的拔，有的砍，直到日头上来，许适才摸索出经验，刀往根部一砸，一提，菜就起来了。那天，他们一共挖了一吨生菜。带来装菜的塑料袋不够了，就直接把菜混着土狠狠地塞进车里每个空间，座椅、车窗、车顶都染上褐色。送完菜，所有车子从里到外淌着泥水。

搬东西是志愿者工作的重要一环——徒手上。40斤一袋的大米，50斤一桶的84消毒液，志愿者们不分男女，搬来搬去。

笛子妈妈有点心疼，男孩们也说，“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去搬那些东西。”但女孩们全不在意。84消毒水洒在身上，衣服都花了，继续搬。熬夜也不怕，队里有个女孩每天出完任务，还会帮社区里的大爷大妈捎上一车的食物。笛子越发觉得，在志愿者这件事上，男女没什么区别，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大家都是一样的。他们一样地搬运，一样地上路，唯一的担心就是无法在最短时间内把物资送到需要的人手里。

走在路上，有时他们会感到心慌。车队里的人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却在此刻发觉武汉变得陌生。马路从来没有这么宽过，一不小心油门踩猛了，笛子妈妈就喊，完了完了，是不是又超速了？车少了，障碍却多了。他们见过千奇百怪的路障：隔板，碎石堆，乱七八糟堆得比人还高的共享单车，还有各种检测点。有时，一条正常状况下15分钟可以走完的路，要经过30多道关卡。穿小路，钻巷子，20分钟的路，得绕一个小时。

这些状况叠加起来，不免令人感到沮丧。车队专门开了一次会，讨论武汉的路况天天变，送不过去怎么办？其实没有讨论多久，年轻人很快拿定了主意，“路是死的，人是活的，人能被路憋死吗？”笛子也觉得，想方设法，肯定能送到的。她说，她有了“通关秘籍”，就是不管送什么、送到哪里，都得硬气。很多关卡负责人自己都跟不上武汉的通行证变幻节奏，“只要你足够真诚，足够正经，都会让你过去的。”笛子说。

在漫漫路途中，每个人都变得爱听歌。许适说，纵贯线的《出发》他听了很多遍，里面有句歌词最喜欢，也最像现在的他们，“出发吧，不要问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办法。”

▲工作中的许适

同路人

医院是志愿者们跑得最多的目的地。跑了一个多月，他们跟武汉大大小小医院对接的医护人员都熟了。熟悉的是声音，陌生的是脸。

许适常去的一家医院已经全面戒严，传递物资，只能跨过一道两米高的挡板。他听说，挡板背面的病区里，全是危重症的病人。每次，他都要踮一踮脚，摸索着将手举过挡板，把口罩、防护服、食物递给另一面的人。有时，挡板那头会递过来一些方便面、小面包或者医院食堂的盒饭。许适不要，对方说，拿着吧拿着吧。他们凭借声音寻找彼此，终于有一天，对面的人在地上垫了个小箱子，挡板上方，露出了半张脸。

许适抬头看，很想看清她长什么样，但看不清。护目镜口罩防护服严严实实，露出来的只有眼睛和眉毛。他想，等疫情过去，哪天走在街上遇到了，恐怕也认不出来吧。

2月初，笛子加入了一个为女性医护捐赠卫生巾的志愿团体，几乎每天都在接触一线女性医护。跟许适一样，她也看不清那些女性医护的脸。有一天，她去雷神山送安心裤，来对接的是刚下班的护士。个子小小的，整个人陷在不合身的防护服里，袖口拿胶带缠了好几圈，脚上也裹着一圈，护目镜里全是水汽。笛子说，你怎么穿这么大的防护服呀？她听到护士的声音是在笑着，“这次防护服最小也只穿过XL的呢。”

笛子记得那声音，那一刻她觉得护士姐姐全身在发光。

重重防护下，人们看不到彼此的脸。志愿者之间也一样，很长时间，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姓名、身份、职业，用网名或者随便什么代号称呼。但那些连续的忙碌、奔波，让他们某一刻变成了家人。为自嗨锅守夜的两位男性，许适和王杰，加入微光之前他们素不相识，因为家都在武汉，担心万一感染病毒、连累家人，打算搭伙租一间房子。这不是租房的好时机，一听说是志愿者，担心每天在外奔波容易感染病毒，他们接连被社区、物业和房东拒绝。后来，有人给他们提供了一间小屋。许适每天看着手机学做饭，菠萝滑鸡、红烧肉、土豆片、卤烧鸡、清炒时蔬、湖藕排骨汤，饭好了，和王杰一起吃。他们互相照顾。

在满怀冲劲儿的奔波之外，志愿者们也要承担生活的压力。笛子妈妈说，她听到过年轻人中的几句抱怨：这个月的房贷还没有还，被迫关店租金还要照付，游戏厅停业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抱怨完了，该跑的路一公里也没少跑，该去的医院和物资都对接得清清楚楚，不眠不休是常事。有次送货，她无意中听到旁边另一个团队的人在闲聊，有人说，在屋子里关的时间长了，不出来做志愿者，哪有出门的机会啊。她感到庆幸，笛子妈妈说，自己跟最善良、最真挚的一群孩子在一起。那是一种彼此有了同路人的感觉。

▲笛子和母亲一同做着志愿者车队的工作

点点萤火

这些天，志愿者越来越少。

起初车队里有60多个志愿者，有运送的任务来都得靠“抢”。渐渐地，有人被隔离了，有人居住的小区被封了，有人觉得太辛苦不想跑了……目前留下来的，只有18人。

有一些人想要加入车队。有位年近60岁的退伍老兵，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王杰的电话，天天找他要任务，王杰担心老兵年纪大，感染风险也大，请他送过一回后，再不敢派活给他。有人是封在家里的日子太久，想找个车队志愿者的名义出来，要求他们帮忙弄一张中心城区的通行证。许适每天都会接到询问的电话，还要人吗？你们一天多少钱？他告诉对方，志愿者是无偿的，得到的反应经常是吃惊，“那你搞鬼哦？”

在中国，“志愿”的土壤并不丰厚，有时候善意也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车队里开首饰铺的女孩，封城后把自己库存的口罩拿出来免费发放，每人两个，主要提供给环卫工人。发的时间长了，有不少人跑过来说，“才给两个，你给我们一盒嘛。”后来，她的车子停在路边，都会有人过来敲窗户，要口罩。还有人怀疑她是骗子，是想高价卖口罩。她解释是无偿提供的，对方不信，“哎呀，真有这么好的人？”

笛子曾经为一家医院送冰冻汤包，在医院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后勤负责人又要求她们送到食堂。她和妈妈把整整七大箱、4160个汤包连拉带拽搬到食堂，还是没人搭理。笛子妈妈生气，把汤包放到食堂门口推车上，发条短信走了。笛子猜测，也许后勤采购平日里面对各种物资主动上门，已经习惯了这种做法。还是这家医院，把车队里另一个志愿者女孩说哭了。那女孩每天都给这家医院送东西，医院却不停地提各种各样的要求。

队友们分别给医院后勤打电话，要求他们向这个女孩道歉。笛子说，这就是武汉人的性格，耿直、泼辣、爽快，敢说，“爱也好，恨也好，都一定要让你知道。”

但有些委屈，他们也吞下了。上一周，车队去一个陌生仓库取货，仓库里不少是外地捐赠方派来的人。有个工人前一天跟其他志愿团队发生过冲突，再看见笛子他们，劈头问，“你们是谁？你们的领导是谁？是哪个单位的？”车队解释是自发组织过来的，没有领导，没有单位。对方瞬间垮下脸来，“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们这些志愿者。我是可怜你们这些武汉人，才给你们送东西来的。”

到最后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让那个陌生人说出“看不上”、“可怜”这些字眼。至今，这仍是一个多月以来最让他们难受的一件事，志愿者的心情被打击了。

可是前两天，许适和王杰给一家社区医院送了两百件防护服，医院负责人是个年纪很大的阿姨，道别时，她站在小区门口给两个年轻小伙深深地鞠了一躬，又隔着防护服跟他们拥抱了一下，说，“我们跟你们一样，不怕生死。”

曾经他们以为自己不会落泪了，但拥抱时，许适和王杰还是哭了。

车队的LOGO是一颗四角星，剑贯穿而入。这是涂鸦少年请朋友为车队设计的，年轻人们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微光”。笛子说，“我们希望用个很普通的名字，做普通的事。”车队里有对情侣要结婚了，他们打算疫情之后办婚礼，邀请所有加入过微光的60多位志愿者参加，为婚车开道，所有人都能不戴口罩，为这对新人撒礼花。

“我对这座城市太有认同感了。最喜欢江汉步行街，走到头是武汉关，都是以前的租界区，老洋房，沿着江边走满眼吃的玩的，隐秘的小酒吧，接地气的咖啡馆，武汉嫂嫂们开的过早店……封城后，就没机会再去了。现在每天在路上开着，我都特别难过，但凡有点儿人气的地方，要么是药店，要么是超市，满目萧瑟。武汉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过去，我只是自私地在享用武汉，这次我想要保护它。”笛子说。刚开始做志愿者，看着几千箱的货，她有点懵，觉得志愿者太渺小了。但做过了，就像蚂蚁啃骨头，只要人多了，再多的困难也不过如此。“有了共同信念，我们的力量是自己都预想不到的。”

2月23日，武汉封城一个月。每日人物和笛子聊起封城31天里最难忘的日子，她提起了大家在车队群里各自介绍职业的那个夜晚。笛子说，过去自己不太理解“志愿者”是什么，因为遇到这群人，这三个字变得真实、立体、鲜活。每个人都迫切地想要帮助陌生人，都在说想让武汉快点好起来。在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伙伴，“感觉我们像点点萤火相聚，一起照亮了前方一米，然后，再一米。”

▲“微光”车队的志愿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