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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黄昏，新贵当立。不管过不过誉，有多少气死人的运气，奥斯卡没落成什么德行，奉俊昊和他身后的韩国电影都站到了那里。

文 ｜ 矮木

编辑 ｜ 槐杨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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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获戛纳金棕榈大奖之后，有关《寄生虫》是否过誉的争论就不曾停歇。在很多影迷心中，《寄生虫》不是过去一年最好的那部电影，相比《爱尔兰人》或《1917》，它少了些深刻和史诗气质，相比同样展现了底层悲歌的《小丑》，它又少了些极致和与众不同；它似乎也不是韩国最好的电影，远的不说，单就戛纳来说，前年与金棕榈失之交臂的李沧东的《燃烧》理应更符合前者的口味；它甚至不是奉俊昊自己最好的电影，论惊艳，《杀人回忆》是一代亚洲影人的犯罪片启蒙，论艺术性，《母亲》中那种道德与法律暧昧之地的人性挣扎似乎也不比《寄生虫》差了多少。

这种争论伴随着世界各地的电影学院和影评人颁奖礼一路喧嚣，终于在奥斯卡四座小金人的加持下夯实了属于韩国电影、亚洲电影、以及奉俊昊本人的历史。

对于反对者来说，《寄生虫》的精确和讨巧可以算作它的原罪，至少在中文媒体，批评《寄生虫》过于工整甚至鸡贼的政治正确是另外一种政治正确，但整个世界的审美都在下行，连戛纳都选择放下身段儿与民同乐，纠结《寄生虫》值不值得奥斯卡似乎只能给自己添堵，人们服还是不服，四座小金人都已经写进了韩国的历史，这很像奥斯卡颁奖后台，新科影后蕾妮·齐薇格对着奉俊昊的一打小金人说，「Oh，Is that all？」

奉俊昊傻笑着回答，「Too many，I’m sorry！」

不管就奖项来说，《寄生虫》有多少运气的成分，有多少宣发拜票的功劳，对于12岁时就立志当导演的奉俊昊而言，奥斯卡的经历绝对如他所说，是一个「fucking crazy」的夜晚，他可以喝上几天大酒，因为不经意间，他几乎获得了亚洲影人史无前例、后来者恐怕也极难翻越的成功——

这份成功打通了艺术与商业，平衡了作者和类型，将爆米花电影在表达严肃社会议题时的便利发挥到极致，也打破了英语电影占绝对主导的全球电影产业中由语言和字幕条所构筑的高墙，让韩国电影和影人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关注。很遗憾，艺术电影并不具备这种多维度的穿透力，所以这件事，李沧东做不成，金基德做不成，李安和是枝裕和也做不成，加上了些许运气的奉俊昊做成了。

《寄生虫》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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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斩获金棕榈以后，奉俊昊跟上届得主是枝裕和有个对谈，在这次对谈中，是枝裕和很诚恳地说，不管得奖与否，都不会影响对奉俊昊的评价。

对谈中，两个人谈到早年是枝裕和拿自己的作品给侯孝贤看，侯孝贤跟这位小迷弟说，你拍之前都把分镜头画好了吧？侯孝贤认为，电影是灵感的艺术，如果弄得太机械，就会失去一些味道。

当年被敲打的是枝裕和一边感慨侯孝贤眼光老辣，一边在以后的电影中收敛了自己早期的谨慎和精确。侯氏电影追求一种「不规则的蔓延」（朱天文语），一定程度上，是枝裕和也在之后的电影生涯中践行了同样的美学。他会给演员自我发挥的空间，会边拍边改剧本，《小偷家族》中树木希林那句即兴发挥的「谢谢你们了」正是这种「不规则的蔓延」的绝妙例证。

奉俊昊同样很喜欢侯孝贤的电影，在他选出的影史50佳影片中，他把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放在了第一名的位置。

但奉俊昊的电影中，鲜少看到这种「不规则的蔓延」。工作人员谈起同奉俊昊合作印象最深的事儿，「吃饭的时间简直像刀子一般守时」，他解释这种争分夺秒，因为面条超过时间就会坨掉，所以这组镜头必须「十分钟内拍完」。他的分镜头画得很细致，「我的电影和分镜头几乎没有两样」。合作了将近20年的宋康昊说起同奉俊昊的合作，直言「太轻松」，「他会告诉我怎么做，照着做就好了。」

《寄生虫》的穷人家庭和富人家庭都是布景拍摄，开拍之前，奉俊昊不仅做好了分镜，分镜中甚至连被子怎么摆放都画得跟后来的电影毫无差别，他还用3D做出了两处布景的效果图，对奉俊昊来说，最痛苦的过程是剧本写作，执行过程反而简单和高效。记者问他的剪辑是怎么做的，人们期待那种灵感乍现、被上帝亲了一口的神奇时刻，奉俊昊的回答是，「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一直很努力地工作就剪出来了。」

因此对谈中当是枝裕和提起往事，奉俊昊一半崇拜一半不可思议地感慨，「侯孝贤导演真的是太可怕了。」

《寄生虫》的穷人家庭住在半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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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美国人都不晓得奉俊昊是谁的年月，昆汀·塔伦蒂诺就为他四处安利，「他是我20年来见到的导演中最有趣的一个。他很像70年代的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斯皮尔伯格在70年代所展现的非凡才华在如今的奉俊昊身上同样存在。」

跟斯皮尔伯格一样，奉俊昊是讲故事的一把好手。追溯奉俊昊的电影启蒙，他说自己童年时是个怪胎，没什么朋友，也不怎么出去玩。电视里的电影放送频道给了他最初的电影教育，他八九岁的时候就是希区柯克的超级粉丝，电影所营造出的恐怖气氛让他深深着迷。他津津乐道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恐惧的代价》带给他的刺激。在一个孩子的世界里，电影是以娱乐和消遣的形式出现的，这几乎奠定了奉俊昊之后的电影观，在他的创作哲学中，「好看」始终是第一要义。

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外界关于奉俊昊的评价，资深影迷当然更容易被自甘远离的金基德或是安静燃烧的李沧东打动，大家天然认为奉俊昊是距离「艺术性」最远的一位，他也多次在采访中坦言，「我不会往电影中增加什么深刻的艺术性。」

不过大学时期社会学的训练强化了他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这让奉俊昊有了「电影社会学家」的名头，但据他自己说，他对大学的课程并不感冒，一心都在电影上。那个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杨德昌与侯孝贤，包括日本的今村昌平和黑泽明。日本电影和台湾新浪潮电影中对社会底层的关注是奉俊昊的另一个基因组，这大概能解释他之后作品类型表象下强烈的底层视角和人文关怀。

奉俊昊学习电影的方式虔诚笨拙，大学时候他和同学组织了电影社团，一部电影十几遍十几遍地看，一帧一帧地分析镜头语言。这大约能解释奉氏电影中的精确。他是那种典型的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导演，根植于类型又挑战类型，融合百家之长又自成一派，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奉俊昊给不了世人那种天才型的惊喜，精确和平均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导演生涯。这个长得慈眉善目的胖子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甚至明白韩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的潮流是什么。从韩国到好莱坞，奉俊昊把这种精确的哲学贯穿始终——千万别以为这是多么容易的事，如果这些很容易做到，那应该有无数个奉俊昊才对，但实际上，放眼世界影坛，把精确做到了极致的，只有奉俊昊一个。

戛纳和奥斯卡先后选择激赏这份精确。悲观地看，资本全球化和商业规则的无处不在让我们今天的世界着实缺乏惊喜，甚至充满无聊。乐观一些说，是在规则之内，戛纳和奥斯卡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表现最优异、最勤勉、交出了满分作文的奉俊昊。

奉俊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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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他的七部长篇作品，奉俊昊以他的冷峻和精确，忠诚地履行了资本主义社会田野观察者的角色。他试图讲述的时代命题，具备强烈的现实根基，或者说，他以他的熟练和精确，让商业电影和类型片具备了强大的作者属性和艺术深度。

他的电影世界里众生皆苦，《绑架门口狗》中失意的大学老师，啰嗦的妻子，无聊空虚的女职员，单身的保安，独居的老太太，精神失常的流浪汉。《杀人回忆》中接连崩溃的两个警察，小饭馆的电视新闻里，军方和示威者的激烈对峙，失效的国家机器，开着拖拉机飞快碾过证据的农民，凶手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凶手可能是任何人。《汉江怪物》里，受美国戕害而毫无招架之力的普通民众，《母亲》中在旷野中舞蹈的妈妈和眼神中尽是迷茫虚无的精神失常的儿子。

到了《寄生虫》，奉俊昊将他沉迷的社会议题用一个精确和工整到极致的故事讲述了出来，相对于单纯的控诉，或是单一的道德审判，或卖弄泛滥的同情心，奉俊昊讲述了一个没有坏人、但悲剧还是发生了的故事。

戛纳和奥斯卡选择了这个故事。奥斯卡颁奖礼上领最佳原创剧本奖项时，奉俊昊说，「写剧本总是一趟孤独的旅程。我们写剧本不是为了代表国家，但这是韩国的第一座奥斯卡奖。」说完，在另一位编剧韩进元发表感言时，奉俊昊侧过身去，低头端详韩国影史的第一座小金人，然后非常魔性和可爱地傻笑了起来。

即便再怎么不屑《寄生虫》获奖，奉俊昊的这个反应还是几乎打动了所有人。用自己国家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又是一个让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听懂的故事，这对任何一个电影导演来说都是极端的诱惑，奉俊昊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了历史第一人，成为了「奉锦鲤」。

如果把这一切全都推给奥斯卡的政治正确和奉俊昊的逆天运气，自然也是不负责任。我们可以说这个故事无聊，甚至平庸，但不可否认的是，「看起来没有坏人，但悲剧还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就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集体症候。

手捧小金人的奉俊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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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坛开始有386世代的说法，指的是当时年龄在三四十岁左右，1980年代上大学，生于1960年代的一代人。用中国观众更熟悉的指代方式，奉俊昊同《请回答1988》里的宝拉和正峰属于同一代人。这代人生于军政府的高压之下，少年时代经历了韩国经济的腾飞，大学时期赶上了韩国从军政府到民主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1988里有宝拉不顾一切冲向街头的片段，经历了时代的剧烈震动，对权力的反叛和警惕，对社会议题的执着和敏感几乎写进了这代人的基因。这些基因在之后的岁月引发了一连串的回响，包括金基德、李沧东、朴赞郁、洪尚秀等人在内，韩国影坛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群星闪耀，所以奉俊昊在收获金棕榈时才会说，「虽然今天拿到金棕榈的是我，但我不是唯一一个有此资格的韩国导演。」

奉俊昊在这些人中年龄最小，起步最晚，2000年他的长篇处女作《绑架门口狗》公映时，他因为不满意自己的作品，放映中途跑到路边觉得自己的电影生涯就那么完蛋了，他甚至动过学习低谷期的朴赞郁开音像店的念头，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仅仅用了三年，这个家伙就拍出了技惊四座的《杀人回忆》。

到今天的《寄生虫》，奉俊昊通过七部作品，像《寄生虫》中半地下的一家人一步一步登上阶梯般，不断向新的电影题材和形式勇敢探索。他是清楚潮水方向的那类导演，历数这七部电影，很容易发现奉俊昊与韩国、乃至世界电影产业共振的步调。

《杀人回忆》出现于韩国现实主义电影井喷的浪潮之中，拓展了类型电影呈现方式和技术边界；《汉江怪物》满足了韩国电影工业技术上急切追赶好莱坞的渴望；而在戛纳颗粒无收的的《玉子》，几乎预演了后来传统影视行业与网络流媒体之间一场「电影终于何处」的争端。

对于战后至今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韩国来说，这既是奉俊昊个人的故事，也是一代韩国影人上下求索的缩影。

《杀人回忆》里面，宋康昊扮演的小镇警探和金相庆扮演的汉城警探有段酒吧里的戏，酒喝到中途，宋康昊用手攥住一根香蕉，用他底层人民特有的狡黠对金相庆说，「我们的国土，只有我的鸡巴那么大哎。」

纵观386世代的导演群体，这种民族身份的焦虑状态几乎贯穿始终。韩国总统文在寅和青瓦台的政府官员们开会中途听闻获奖消息集体鼓掌欢呼，韩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狂喜，都可以用宋康昊/奉俊昊这句神来之笔的玩笑加以佐证。

文在寅在对《寄生虫》的祝贺声明中说，感谢《寄生虫》剧组给予韩国国民的自豪和勇气。《寄生虫》的奥斯卡四冠王是过去一百年里所有韩国电影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今后政府将进一步为广大电影人提供能够尽情发挥想象力并放心大胆制作电影的环境。

文在寅的贺词

回到奥斯卡的颁奖现场，整个颁奖礼上，最动人的一幕是，站在台上的奉俊昊向坐在台下的马丁·斯科塞斯致敬，他说自己年轻学电影的时候有一句话铭记于心，「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creative」，而这句话正来自伟大的马丁·斯科塞斯导演。

《爱尔兰人》10项提名，颗粒无收，这位电影的赤子不再是这个时代的褒奖对象。相比于《爱尔兰人》中所描绘的那个诸神的黄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奉俊昊更适合担当当下的宠儿。

台下须发皆白的马丁·斯科塞斯顶着他标志性的八字眉报以真挚的大笑，那个笑容里流淌着时间逝去的哀伤，诸神黄昏，新贵当立，所以不管过不过誉，有多少气死人的运气，奥斯卡没落成什么德行，奉俊昊和他身后的韩国电影都站到了那里。

对比中国电影无尽的唏嘘往事，这其中的兜兜转转、因缘际会，又是另一个伤心的故事了。

马丁·斯科塞斯在台下向奉俊昊竖起了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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