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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区,中年人没有地方可以哭|武汉心理咨询师的510通电话

2020年2月8日 文/ 林秋铭 编辑/ 萧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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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曾在2004年做过一项调查,发现SARS痊愈出院的病人3个月内抑郁状态和焦虑状态的检出率分别是16.4%和10.1%。严重传染性疾病与一系列精神疾病存在联系,根据国内外的研究,重大灾难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为10%到20%,常见的症状包括:创伤后应激反应、抑郁反应、焦虑反应、躯体化反应等。

和SARS相似,新型冠状肺炎同样具有事发突然、传染性强、缺乏特效治疗药物等特点。强迫性的隔离、封闭的生存环境、高度刺激的信息更新给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损伤,它可能侵入的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病患及其家属,以及健康的普通人。

疫情发生以后,各个省市陆续设立了自己的心理援助热线。武汉宣布封城当天,湖北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肖劲松教授找到心理咨询师杜洺君,第一时间开设了湖北心理热线(15342296955)。她成为了湖北心协热线首批心理咨询师之一。

杜洺君从事心理培训多年,在2013年取得心理咨询师证,2014年的时候,她被确诊为乳腺癌,开始用心理学来辅助自己的治疗和康复。在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积累了大量肿瘤心理危机干预、医护人员心理健康辅导的案例和经验。

从1月23日至2月5日,湖北心理热线的团队接到了510通求助电话,累计提供心理危机干预1000次以上。其中95%是非医护人员发来的求助。有人每隔半小时就测量一次体温,有人因为“疑冠”将自己封闭在房间内……新冠带来的伤害,不仅在生理层面上发生作用,同时也在心上埋下了一颗雷。

疫情发生后,杜洺君每天需要工作到凌晨,身体时常陷入深度疲惫的状态,但她始终用温柔、平缓的语气回答问题。她听到过不同的哭声和苦难,有时候也会跟着电话那头的人同频流泪,慢慢安抚对方,轻轻揉开他们心上的褶皱。

采访的最后,她哽咽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少了,我真的希望能够通过我一个小小的声音,去召唤所有人能够做些改变,更加去珍惜那一点点健康,一点点自由。”

以下是杜洺君的讲述。

文 |林秋铭

编辑 |萧祷

运营 | 山山

1

昨天李文亮医生去世了,这个事情是一个点,通过这个点可以看到我们整体的痛。

从疫情开始到2月5日,我们的热线一共接到了510通电话。

医护人员的电话打进来,最常表现的状态就是对于疫情的倦怠和无力,还有对于他们自身所处状况的焦虑和恐惧。

我接过一个呼吸科医生的电话,打来电话那天她已经连续上了9个小时的班,每天都在高强度工作,晚上得吃安定片才能睡着。

她每天要面对很多发热病人,有的病人,她需要将耳朵贴近他们的嘴边,飞沫很难防范。护目镜雾气很重,没办法写病历,只好摘掉。这些工作中的细节都让她非常焦虑。

医生们可能出现的一些心理问题,比如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现在都只能做预期的评估,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做的预警。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对接到武汉市各大医院的护理部。比较大的医院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心理热线,他们也有内部的心理支持体系,我们遇到的一线医护人员的情况,目前大部分是相对稳定的。

实际上,我们接待的医护人员比例不到5%,他们根本没时间打电话。相比其他人群,他们的心理状态会比较滞后一些,可能到疫情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可能才有精力去顾自己的心理状态。

那个时候介入其实也不会迟。所有的个体都会有底线和管理的(方式),都有心理上自我修复的机制,不一定都要借助外界的力量,自己就可以完成。

我认为大部分的医护人员会安然度过这个疫情,这个只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件事情。一些医护人员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们害怕,甚至受不了,但是这些话是瞬间的语言,所有人都会有的,它是一个表达,不代表他们的态度。他们哭完了,倾诉完了以后,第二天又很有毅力地上班了,我们不能根据他当下的情况断章取义地判断他整体的状态。

这是作为一个医护人员的职业素养,我们不能轻视他们的自我修复能力,不要总刻意地找他们崩溃的瞬间,其实这些瞬间是很少的。更多时候,他们会要求自己如常地、比以往更坚强地去做他们的工作,我们应该给他们敬意。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生饶歆单脚受伤仍拐杖上岗。图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微信公众号

2

最开始,求助的人90%是女性,女性沟通的能力强一些,也比男性更善于求助,男性可能更会隐藏自己,尤其不太善于表达自己脆弱的部分。现在这个数据在变化,男性也慢慢地多起来,接近7比3的比例,关注的点也越来越趋同,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并没有明显的分界。

有一个年轻人打电话进来,情绪状态非常低落,他的丈母娘和老婆都已经进了医院,自己也确诊了轻度的感染。

不同于日常的心理咨询,我们现在属于危机干预。干预是分级的,一级是在线干预,在10分钟左右可以完成,这个过程当中咨询师会判断对方的状态,在线做评估,如果确认10分钟是不够的,我们会有进一步的支持。二级就是根据他的状况,会转到后台,让心理咨询师再回拨过去。还存在三级的情况,当他的问题和状态需要持续跟踪,我们会联动社区做更实际的帮助。

对这个年轻人,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给他在线做了一级干预之后,他的状态稳定了下来,已经能够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了。我们继续联动,把这个消息发到媒体和社区,社区向我们做了确认,得知这个情况属实,马上安排了人和车,为这个轻度感染的病人安排到了医院的床位。

除了医生、患者之外,感染者的家属也是这场疫情中的易感人群。他们是一直陪伴着患者的,因为这场疫情去世的人的家属,他们会比较严重一些。

有一天早晨,一个女士打电话来,说她父母都病重,在两家不同的医院住,她需要每天两头跑,给爸爸买好早饭,还要跑去另一家医院陪妈妈。她很害怕哪一次回来,爸爸就不在了。她是独生女,现在也请不到护工,压力和恐慌让她在电话里嚎啕大哭。

我让她先吃点饭,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她平静下来后,我再把她转给了另一个咨询师,进行三级的持续跟踪。

我们有时候会和电话那头的咨询者一起流泪,那是一种同情和同理,是咨询师对他的一种感知。在这个状态下,咨询师是跟她同频的,心理咨询师有双重身份,我流的是她的眼泪。

我们一级干预有20多个心理咨询师,二级干预有202个人。我们要求做一级接听的咨询老师,咨询时长要有200个小时以上,年龄在40岁左右,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咨询师们是轮值的制度,目前还没到忙不过来的程度。人手是足够的,甚至是不饱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找到我们。

接到的电话里,武汉和湖北省其他县市的占2/3,还有1/3来自全国。前两天,有一个江苏的咨询者打电话过来说,我就占用一秒钟,我来谢谢你们,我现在已经好多了。最北的有黑龙江,最南的有海南岛,我们都接到过电话。打完了以后,他们会说,抱歉,我们占用了你们湖北的资源,谢谢你们给我们支持。这很让人感动。

▲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对援鄂医疗队进行远程视频心理辅导。图 / 健康西南微信公众号

3

目前形势下,一个很重要的心理趋向,“疑冠”(怀疑自己得了新冠)的人变多了。有的人怀疑自己生病,会把自己隔离起来。当他处在单独的一个空间里面,孤单、恐惧和焦虑会到达高峰,这一类人打电话进来,我是非常感动的,这是基于爱和责任做出的选择,宁愿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也不愿意去影响到家人。

还有一个关于爱和责任的故事。我们接待过最小的咨询者才12岁。电话一接起来的时候,就听到旁边一个斥责声。他妈妈在旁边说,叫你不要打,你非要打。小孩子冲他妈妈喊,妈妈,我是帮你打的。妈妈没有吭声。他转过来对我说,我妈妈太焦虑了。我说好,你需要我们给你什么支持,他想了想跟我讲,给我派个专家吧。

孩子就是想帮妈妈。他后来开了免提,全家人围在一起聊天,情绪得到了缓解。他妈妈的情况比较严重,也是比较常见的焦虑,我们都会存在。这时候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多做一些其他事情,对疫情时间长度做好心理预期。有的人会不断地强迫性地刷新闻,可以把它理解为自己的责任感和对重大事件的关注,但不要因为刷新闻影响自身的情绪,要控制那个度。

现在来求助的年龄层是中间高两头尖,30岁到50岁的人群占2/3。

中间年龄层的求助者要承担的东西会更多一些。他们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个时候收支平衡被打破,肯定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现在的需求已经到了最底层,生命本身的压力才是第一位的,人人都已经被这场疫情推回到了最原始的点。

中年人通常会表达他的责任和疫情的矛盾,他其实隐隐地知道自己的付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哭,他觉得自己在家人面前,不可以表露真实的恐惧和内在。很多人熬到最后一刻才打电话过来,我们的老师告诉他,其实你可以哭的。这个时候,他才会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

我们会有聆听和回应,等他情绪定下来以后,再给他专业的支持,对当前情况做一些分析,最后给予鼓励和肯定,强调他的责任感。感受到这份信念的鼓舞,会支持他更久一点。这是整个工作的一个过程。聆听、回应、澄清,是我们干预的前三个步骤,在这之后还有评估和判断。

▲ 图 / 视觉中国

澄清指的是澄清他们出现的情况是情绪状态还是生理状态。人在情绪激动状态中的讲述基本上没有什么顺序和逻辑,我们需要为他解释出现的原因。

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每天反复量很多次的体温,每半小时量一次,都在36、37度左右,我问他,你看你多次测量的体温,目前都控制在37度以下,对吗?这些是正常的。听到这些确认,他才会回过神来。

大家普遍希望得到帮助的就是关于睡眠的改善。睡不着这种情况,首先要确认,睡不着的原因是心理还是生理的原因,是自身疾病还是疫情的原因,再对应地给予支持。

6天前,我们接到了一个老人的电话,说他总是睡不着。咨询师在线教他做了一个渐进式肌肉放松,第二天他又打了热线来说,你昨天给我讲了(肌肉放松)所以我睡得特别好,你再帮我讲一讲,让我可以再睡着。

他是武汉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家,跟老伴两个人住在家里,刚刚做过心脏的手术,本身不能出门走动,又因为疫情被封闭了十几天,所以这一个月他都没有下过楼,焦虑到了极致,6天没办法睡觉了。

我们确认之后,把渐进式肌肉放松的语音发给了他。收到之后,他说,太感谢了,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这个有点超出我们的工作范畴了,我们一般会建议他自己去下载。可是老人家告诉我们,他不会上网,我们就一步步教他。

除了量体温、睡不着,很多在家的人还会食欲不好。我打电话问过武汉当地的亲戚,他们都改成一天吃两顿,这是很普遍存在的状况。其实这是好的现象,大家都在适应变化,身体和生活的节奏都在适应目前隔离的状态。当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运动和消耗,食物自然就要减少,不必把它想得太严重。

最近几天,健康的求助者少了一些。本身就有精神类疾病,比如患有抑郁和焦虑症的人,他们开始频繁地求助了。有些患者以前吃过药好了,可是身体会记得这些感受和创伤,当与疫情相关的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基础疾病会被重新牵连出来,被激活。他们也成为了易感人群,应该得到关注。

目前为止,我们平台还没有接到过自杀这样的高危案子,但是我们接到过别的平台的求助。

朋友圈里有人给我转来一个女孩的留言,说她焦虑到有自杀的想法。我们致电过去,女孩说,还好了,没事了。当时她可能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很快挂断了这个电话。那种自杀的极端情绪是一时起来的。她接到电话之后,为什么说够了,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状态,得到了陌生人的关注,她得到这份关心就满足了。

心理援助的一句话,也许是10分钟,可能会改变一个人和一家人的命运。还会有一些热线覆盖不到的人群,这需要媒体和政府扩大宣传和援助的力度,让有心理需求的人及时地得到支持。但不要太依赖于心理援助,其他一些渠道也是可以去做到这些的。回家的路有千万条。

在心理援助这方面,一定要实事求是,切莫夸大了这个热线的作用,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伴说,其实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只能做一点点的事情。跟我们能做的事情比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做什么,要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这一点,那就不会感觉到无力。

4

昨天得知了李文亮医生的情况,我们编发了一个图文,关键词就是活下来,因为针对感染的人群来讲,活下来已经是一个奢求了。

跟以往的危机干预相比,这次疫情发生得很急,所有事情发展的速度都太快了。同时它范围很广,波及的社会性效应更深。

援助的困难其实不在心理工作者身上,如果说针对疫情本身的预警来得及时,事件本身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支持和发展变化的话,大部分人都能很快调整自己的心情,不用心理工作者做太多的事情,需要援助的人群会缩到很小。

一些高危案例,比如对医生、武汉人产生怨恨,不仅仅是心理上出现的问题。这个事情的前端不是心理,而是事情本身,还要回到最前端的事件。对于个体来讲,冲突、绝望和矛盾,从以前的远端到了他的眼前,平衡被打破了。

我们接到过类似的电话。解决这种怨恨,很难。能做的事情只是安抚、理解、同情。心理援助只能起到安抚的作用,稳定个体阶段性的心理变化,但是效果不会持续很久,我们无法预知平衡哪一次又再次被打破。

这种个体不能耐受的痛苦,不可以通过另外一个生命的启发,或者说是由心理的咨访关系推动他放下。这需要更大的力量,这背后藏着更宏大的社会问题。

其实对于不同的人群,我们最终的走向都是,接受。

所有人都必须慢慢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都去面对它给每一个个体、每个家庭乃至社会带来的影响。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他在这个瞬间理解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健康、什么是亲情。去寻找这个事件对他们每一个人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所在。我们都会痛,但面对这么多生命的痛,我们能做出一点什么来改善。

(第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在超市做采购。去超市之前,我和我妹妹一起给我父母送了一些东西。我们把东西放在门口,他们拿进去,我们就下楼了,没有聊太多。到超市去购物的时候,看到身边所有人的状态,我心中突然觉得很悲凉。那一刻,我站在那里流泪。

我看到他们捂得很严实,全副武装,在做各种各样能想得到的防护。比如把鞋套套在鞋子上,有的人穿上吃火锅的一次性围裙,所有去超市采购生活物资的人,都在拿自己可以拿得动的东西,往家里搬,年轻人也好,中老年人也好,因为不能开车,完全凭人力在路上拼命地搬运。

当时我觉得好心酸,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所有的生活全部改变了。小区的大门被用铁丝网封锁起来,只有一个门进出门量体温,做登记。你甚至很感恩小区旁边的卖菜的小店能开,但你买东西还是要靠呼喊的,你要冲他喊你要什么菜,他再递过来给你。

▲ 因确诊3例患者,湖北一小区封锁,居民隔铁门买菜。图 / 梨视频

跟以前的变化太大了。街上每个人看到对面有人来就绕开走了,不想和对方走在同一片空气当中。会心痛,心会很疼。我同时也很清楚,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在付一个代价。

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体现了一种群体性的失望。调和群体情绪状态,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要有一个声音出来,恢复平衡,对他予以公正和公平的对待。

我希望昨天能作为起点,能够有一个相对公平公允的声音来面对生命,来面对所有处在疫情当中的民众。那么也许从昨天开始,我们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会往好的方向走,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拐点。

今天我跟所有伙伴说,我们不接受采访,要静默一天。为现实中这么多条生命,李医生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哽咽)

最近武汉一直是阴的天,城市安定得像没有人,只有偶尔传来的鸟叫。但今天不适合出太阳,只适合漫天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