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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熊坪,保护大熊猫的年轻人

2020年1月13日 文/ 涂雨清 编辑/ 槐杨

​唐家河保护区400平方公里的山林中,生活着39只野生大熊猫。它们离群索居,仅在交配的季节彼此相见。在白熊坪站上待了五年,坪坪之后,刁鲲鹏再也没在白熊坪亲眼见过大熊猫。但他不觉得遗憾,「能保持在人看不到的状态,对熊猫而言是件好事。好多人说,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不,野生动物绝不是人类的朋友,它们顶多是人类的邻居。我们和邻居互相尊重就行了,没必要像朋友似的那么亲密。」

文|涂雨清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

白熊出没之地

深秋,四川唐家河保护区里层林尽染,青皮树叶子是绛红色,褐红色的是山毛榉,三桠乌药是鹅黄色,一层层向更高的山峰荡漾开去。川甘边界的岷山是大熊猫栖息地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山系。往森林的更深处去,公路消失,人声几乎绝迹处,驻扎着一个大熊猫观测站——白熊坪保护站,当地人称大熊猫为白熊,因此而得名。如果足够幸运,你可以见到野生大熊猫留下的新鲜粪便,带着薄荷的清香。

2014年,刁鲲鹏第一次来到白熊坪时,唐家河的红叶像今年这样红。那年11月,落叶常常堵住白熊坪水电站上游的水渠。一旦堵上,站上又没电可用,刁鲲鹏就要和站上的同事轮班去离站上不远的水渠掏叶子。

一个早晨,掏树叶的路上,刁鲲鹏第一次在唐家河保护区见到大熊猫。它趴在几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之间,一动不动。本以为听到人类的脚步声它会逃走,但刁鲲鹏很快注意到,它肚子下有一片血迹,腹部撕裂,肠子外露。

刁鲲鹏马上上报保护区,很快,保护区联络了成都的几位专家,他们出发赶往白熊坪。站上物资有限,为了保持熊猫的体温,刁鲲鹏和同事们在站上烧热水灌进暖水袋,暖水袋不够,就把温水装进矿泉水瓶,放在大熊猫的身边。他们不敢挪动它,只能陪着它,等待救援的到来。

因为在白熊坪被发现,他们给这只3岁的熊猫取名坪坪,希望它能平平安安。

从成都到白熊坪要经过几百个弯道,早晨8点发现坪坪,专家们下午5点就赶到了。但坪坪太虚弱了,经不起颠簸,大家决定先让坪坪在站上救治,观察48小时。刁鲲鹏和同事拿自己的棉被给坪坪取暖,它似乎有了起色,还抱着饭盆玩了一会儿。但48小时后,坪坪的病情突然恶化,只能送往成都。刁鲲鹏随车。刚下过雨,山里路滑,又不平整。他一路提醒司机,慢点,慢点开,坪坪能少受一些颠簸。

经过五六天的治疗,坪坪最终没能活下来。

大熊猫粉丝众多,一时难以接受坪坪死亡的消息,刁鲲鹏成了众矢之的,他的私人信息被曝光出来,人们责怪他,为什么不早一点让坪坪接受最好的治疗?

刁鲲鹏说,对于野生大熊猫而言,这是野外生存必须面临的考验。读研究生时,他曾在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驻扎一年,研究大熊猫的行为和叫声。在佛坪,他也遇到过一只受伤的大熊猫。它叫喜悦,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身体健硕,长得高大,脑袋圆滚滚的。刁鲲鹏发现时,喜悦正在和几只公熊猫打架,母熊猫趴在树上,等着看谁是赢家。

喜悦在那场求偶战争中输了,躺在森林里,一副大战后的疲态,爪子上要么是血,要么是裂口,还有一只爪子上扎进一根手指长的竹茬子。

刁鲲鹏壮着胆子,悄悄地过去把喜悦的爪子拽过来,把竹茬子拔出。那是刁鲲鹏离野生大熊猫最近的一次,他看到喜悦身上爬了很多蜱虫,吸饱血,「像大豆子那么大」,刁鲲鹏一点点帮它清理。喜悦没有反抗,它抬起头来看一看刁鲲鹏,又别了过去。

仅仅过了三天,刁鲲鹏又能从无线电接收机中收到喜悦的消息,它又开始到处打架,在新的发情场把其他熊猫撵得到处跑,「野生动物的恢复能力太牛了」,刁鲲鹏想。

坪坪死后的三个星期,红外相机里可以看到,另一只熊猫出现在发现坪坪的地点,保护区里的大熊猫已经重新分配了领地。

唐家河保护区400平方公里的山林中,生活着39只野生大熊猫。它们离群索居,仅在交配的季节彼此相见。在白熊坪站上待了五年,坪坪之后,刁鲲鹏再也没在白熊坪亲眼见过大熊猫。但他不觉得遗憾,「能保持在人看不到的状态,对熊猫而言是件好事。好多人说,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不,野生动物绝不是人类的朋友,它们顶多是人类的邻居。我们和邻居互相尊重就行了,没必要像朋友似的那么亲密。」

发现熊猫「坪坪」的地方,图中为刁鲲鹏

上山

上世纪八十年代,动物学家乔治·夏勒作为WWF的代表来到中国,和国内学者胡锦矗教授共同开展野生大熊猫研究。在唐家河白熊坪观测站和卧龙保护区的五一棚观测站,他们观察和研究大熊猫,第一次从自然史的角度阐明了大熊猫的基本行为模式、生活习性和栖息地选择的基本特征。五一棚和白熊坪,这两个保护站先后成为世界上大熊猫研究最知名的地点。

80年代末,随着国际合作项目的结束,乔治·夏勒离开了白熊坪。作为唐家河海拔最高(1800米)的保护站,因为地处偏远,条件艰苦,白熊坪保护站曾一度并入相邻的水池坪保护站管理,但白熊坪区域内的研究工作一直延续了下来。胡锦矗带着弟子魏辅文继续在这里开展大熊猫研究,颇有建树。魏辅文后来成为我国首位保护动物学院士。

在动物保护领域,熊猫同时兼顾「伞护种」和「旗舰种」的角色,它知名度高,生存的区域能覆盖很多其它物种的栖息地。保护熊猫,同时也就保护了更多的物种与环境。

刁鲲鹏从小喜欢动物,上大学时,他看了纪录片《海豚湾》,发生在文明社会里对海豚无限制捕杀的场景冲击着他,令他想做一点和动物保护有关的事,「我这么喜欢动物的人都不去保护这些动物,它们还能指望谁?」研究生阶段,刁鲲鹏来到魏辅文门下。毕业时,他有出国读博的机会,但他想到自己学生物的初衷,还是为了保护动物。他不想像有的同行,研究熊猫几年,从来没见过熊猫。他决定先不读博,去一线。

也是这一年,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和NGO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重新开启白熊坪保护站,共同管理。山水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刁鲲鹏投了简历,成了站长。他没有想到,自己无意中来到前辈开展大熊猫研究的地方。

白熊坪成了国内第一家政府与NGO共建的保护站,刁鲲鹏的同事中,一半是保护区工作人员,一半来自山水。原本在白熊坪驻扎的护林员大多是青川县本地人,刁鲲鹏只是外地来的、讲普通话的「学生娃」,刚来的时候,他们不服他,不会主动配合他的管理。

「在山里面,有的事情你讲道理讲不明白,喝酒喝高兴了,你说这件事情咱怎么做,好,大家就去做。大城市里做工作,契约精神深入人心,但在这里,好多事情要靠人情。」刁鲲鹏说。

来白熊坪的第一年,刁鲲鹏喝了48斤白酒,胖了20斤。事情经常是在酒桌上办成的。从学生变成带着些「匪气」的山里人,他把自己的微信名改成「座山刁」,决意在这个山头干下去。

2019年11月,我来到白熊坪。刚下过雨,山里湿冷。这天工作结束,站上的人开着白色的皮卡,在只能容一辆车通行的山路上开了1个小时,到最近的清溪镇上吃饭。食草动物偶然出现在路的两边,开车的人每次都会急刹车,用习以为常又自豪的语气说:「你看没看到?刚刚过去了几只小麂!」

铜火锅店叫「虎式山庄」,招牌是红色霓虹灯,在黑暗里高高举起。火锅突突地冒着热气,酒桌上的每个男人都在敬酒。在热气里,他们讨论抓黑熊的方案。

最近,刁鲲鹏正在研究保护区内亚洲黑熊的行为,需要抓到一只黑熊,给它戴上GPS项圈,追踪落脚点。但黑熊太聪明了。护林员们在黑熊常出没的地方架设了捕笼,用羊肉当诱饵。可是,眼看项目时间要过了,黑熊还没上钩。

站上的人说四川方言,提议「去成都借个麻醉枪打」,刁鲲鹏说普通话,「太危险了」。麻醉的剂量难以精确掌控,小了会激怒黑熊,可能会攻击人类;剂量大了,又会伤害它。

有人说,「再晚,黑熊都不在了,莫说抓它,粪便都没得。」

刁鲲鹏给他们打气,端起酒杯,「别急,兄弟伙一起干,事情干好了,咱们一起喝酒!」

保护站公示的人员去向牌

重建白熊坪

在白熊坪,刁鲲鹏做了很多针对保护区的研究项目,试图找到一线保护工作中最高效实用的方式。他研究过动物尸体对保护区坏境的影响。过去,保护区内一旦发现动物的尸体都会深埋,刁鲲鹏觉得这个方法既费人力,也不一定合理。他发动站上的人和志愿者在发现的动物尸体附近架设红外相机,记录动物尸体自然分解的过程。

收集来的信息连那些在保护区工作十几年的人都感到惊讶,参与尸体分解的动物有十几种,吃得最多的是大嘴乌鸦,羚牛、黄鼬和亚洲黑熊也都来分一杯羹,而野猪除了吃,还会把尸体拖离本来的位置,有时根本找不到。红外相机拍摄的黑白画面里,果子狸享用完腐肉后,会像举行某种仪式一样在尸体上打滚、跳舞。刁鲲鹏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但这些信息证明,在不污染水源且排除瘟疫的情况下,动物死亡不需要深埋,它的自然分解为很多其他动物提供了食物,是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保护区也因此改变了传统的做法。

给狗打针也是刁鲲鹏对原有保护区做法的改变。因为家犬容易将高致死的犬瘟热传染给大熊猫,野生动物保护的专家们都说保护区内不能有家犬存在。但保护区里有村民居住,每家每户都养狗。把狗杀了,会伤害村民们的感情,而村民也是动物保护链条中重要的一环。怎么办?刁鲲鹏想到给保护区里的家犬打疫苗,只要免疫率达到95%,就能建立防疫的屏障。

2015年春天,刁鲲鹏和站上的兄弟背着几大箱犬只疫苗盒,驱车前往保护区里的各个村庄,劝说村民给自家的狗打疫苗。

平桥村的老李,60岁,死活不愿意给自己的狗打。老李住在进村的小路边上,院里的香椿树正抽新芽,刁鲲鹏和村支书一起上老李家劝说,老李搬一把竹凳,翘着二郎腿,坐在自家院内。

「我打这个有什么用?」

「打完了这个狗不会染病,染了病万一死了怎么办?」

老李一扭头,「死了就死了嘛,狗又不是啥特别值钱的东西。」

刁鲲鹏和顾伟⻰到村里回访犬只接种疫苗的情况

这是刁鲲鹏在保护区常遇到的事。人们赋予森林浪漫的想象,刁鲲鹏第一次去佛坪保护区里做研究的时候,也曾认为在山里做动物保护,就应该像珍妮·古道尔、乔治·夏勒那样纯粹的、英雄般地进入山林。事实上,在这里待得越久,就会越觉得跟想象中的完美状态不一样。

白熊坪保护站的每一个人,都用「琐碎」来形容自己的工作。每天走一趟小圈;每月走一趟大圈,检查红外相机;每个季度检测一回大熊猫,几人一组,去深山里捡熊猫粪便,一走就是一周。和村民的关系也得处理,时常有村民投诉野猪拱了自家庄稼,他们得上门协调,还要叮嘱村民,不要上山挖药。刁鲲鹏更多了一重任务:开会。护林防火的,游客管理的,部门学习的,他都得参加。

他不是没有失落。

工作站的木屋漏风,和刁鲲鹏聊了一会儿,我们都哆哆嗦嗦。刁鲲鹏提议去山上走走,云雾缭绕,白熊坪的植被垂直分布很明显,走了几十米,红叶就几乎看不到了。他说,来到白熊坪后,从事的研究大多针对保护区的管理开展,和师兄弟们更前沿的动物学研究相比,这些研究没有那么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发不了高分的论文。

在《最后的大熊猫》中,乔治·夏勒描写野外工作的生活,「我们自甘寂寞的生活,缺乏生活中的种种便利,和文化上的慰藉,在尘土、炎热、风霜雨雪中,过苦行僧的生活。野外工作没有浪漫的成分。一天晚上,我缩在睡袋里思索,野外生物学家最大的考验,不是凶猛的动物或是崎岖的地形,而是受到舒适生活的诱惑。」

30多年后,同在野外工作的刁鲲鹏有了不同的感受,「爬山其实是最轻松的,你身体累,心里不累。」时间久了,他有了一个「山里人的鼻子」,能分辨出每个季节的味道。在冬天,突然间闻到一种湿湿的、草一样的气味,就知道春天要来了;夏天是「一种热带的土腥味」。秋季的森林比往日干燥一点,气味不像春、夏那么明显,「有一种树叶、树粉的味道,像是干的树叶被捏碎了」。

白熊坪的自然景观

白熊坪的自然景观

白熊坪的自然景观

白熊坪的自然景观

白熊坪的自然景观

从海上来的机械师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白熊坪吸引。大西洋的一艘货轮上,二副顾伟龙看到了白熊坪招收研修生的信息。2015年,他辞掉了海上的工作,来到这里。来时,他带了三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各种工具,其中一架天文望远镜和两个配重金属球,在过安检时差点被当成迫击炮,也让他差点被带走。

坪坪事件后,刁鲲鹏决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野生大熊猫,了解自然保护区。他把一年制的研修生制度延续下来,也开始写公众号、发微博讲述白熊坪的故事,吸引更多研修生和志愿者来到白熊坪。即使待不长,也能达到自然教育的目的。截止到2019年冬天,白熊坪已经有接近2000人*天的志愿者工作量,这在全国两千多个自然保护区内都不多见。

顾伟龙是北京人,家住东直门,从小一是喜欢拆机械,二是喜欢逛动物园。直到现在,他闭着眼睛也能在脑海中把北京动物园逛个遍。他精通跳伞、滑雪和潜水,还驾驶过通航小飞机。大学他学医,但在医院总是莫名其妙地焦虑,于是找了一份在货轮上的工作,但看到白熊坪的招聘信息,他立刻就报了名。

在白熊坪的第一天,顾伟龙开着站上的皮卡上了山。那是夏天,山里潮热,开到半路,他看见一双眼睛在边沟子里反光,拿手电筒一照,是只受伤的斑羚。顾伟龙和同事们赶紧下车,把斑羚装在卡车上,带去站上营救。

那是顾伟龙第一次真正摸到野生动物。到了站上,他想着自己也学医,按照给人看病的方式,给斑羚做身体检查,用手电检查了眼睛和体表的寄生虫,又看了看嘴巴。刁鲲鹏劝住了他。对野生动物来说,静养很重要,避免它应激。

从那以后,顾伟龙开始陆陆续续接触到豪猪、东方角鸮、毛冠鹿、水獭,他说,能看到野生动物,「每天的工作都挺带劲儿的」。

他的动手能力派上了用场。坏了许久没人能修好的油锯,不再正常工作的红外相机,或是腾腾乱响的摩托车,经过顾伟龙的一番改造,用得比新买的还溜。平地里只能用2公里的对讲机,经过他的改装,山野里竟然能喊出几十里地。而航海经历让他操作一手熟练的无线电和雷达,在白熊坪恰好可以用于动物野外定位跟踪的研究。有一年斯坦福大学工学院的志愿者来到白熊坪,顾伟龙和他们合作制作了智能反偷盗猎系统,安装在红外相机上,让保护站的同事们「大雪纷飞的日子里蹲在屋里喝着热茶监视盗猎分子成为可能」。

顾伟龙话不多,爱笑,笑起来有个小梨涡。在白熊坪,每个人都喜欢聚在顾伟龙的房间。角落摆上了齐书桌高的几大箱工具箱,旁边有一把吉他;墙上挂着他拆掉的iPhone5s零件拼图,桌上摆着几块不规则的手表机芯——他买来几百个零件细细组装起来的。顾伟龙给自己的电脑安上了赛车游戏用的离合器踏板和方向盘,打发山里无聊的时光。天文望远镜摆在窗边,「在北京只能看雾霾,在这里才有星星。」

很多次,顾伟龙开着他5000块淘来的老捷达,在无人的林间小道横冲直撞。这是在北京不可能拥有的感受。他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白熊坪,但他记得做船员时,他曾在欧洲自驾,路过一片又一片平整辽阔的田野。这是在北京不可能拥有的感受。风吹在他的身上,他想,自己的一生在结束的时候最好想不起来到底做过什么,因为已经做了太多好玩的事情,多到记不清楚。白熊坪也在这「好玩的事情」中。

2019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工作重心发生变化,撤出白熊坪。刁鲲鹏和顾伟龙不愿走,他们成立了新的机构,叫做青野——青年人与野生动物保护,继续驻扎在白熊坪,并以白熊坪为基地,把技术和专业知识带去更多的保护区。

顾伟⻰在保护站的房间

和森林有关的人生选择

山里落雨了,秋风吹落山毛榉树棕红色的叶子。护林员松哥开着一辆被他唤作「小白」的车上山了。松哥三十多岁,长着一张边角圆润的方脸,看起来精力充沛。喜欢大声吆喝一句,自己先被自己逗笑了。这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下了车,松哥扛一把锄头,哼着「大王叫我来巡山哟」,去水渠掏树叶。

护林员波哥正在站上摆放他一罐又一罐的蜂蜜。对波哥来说,白熊坪只是份平淡的工作,「挣得少,干得多」。他不喜欢站上杂乱又细碎的事务,「我和他们的生活不一样,我就喜欢出去玩,结交朋友」,他还悄悄做起了小生意,卖山上的蜂蜜和木耳,攒下的钱用来旅行。站上的人和波哥打照面的时候都打趣,「今天又做了好大一单生意?」

像是生怕走漏风声,波哥立马说,「哪里有撒子生意哦,没得生意!」

在山里养蜜蜂

云雾不散,越发觉得寒冷,不到12点,大家就围坐在一起吃午饭。副站长杨俊泡的五味子酒被发现了,趁他不在,一群人喝得精光。平时话最少的龙哥讲起自己当兵的故事。他以前是武警,专门看管重刑犯。一个死刑犯逃跑了,他们一群武警拼命追赶,十几声枪响后,犯人死了,一个战友也在流弹中牺牲。

在白熊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留下与离开,也都有自己的缘由。

刁鲲鹏招来的研修生和志愿者通常在一年后离开,不会被保护区里工资低、晋升困难的现状牵绊。但对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来说,在山里的生活就是「肺洗好了,脑子木掉了」。护林员们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爬无穷无尽的山。工资只有2000多块,也没有编制。这些状况令基层保护站很少有年轻人愿意留下。

等到再冷一些,山里的河流上冻发不了电,白熊坪真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周围黑乎乎的,大家只能围炉子,再点个小煤油灯,一起聊聊天,喝个啤酒,吃点瓜子。手机玩一会也没电了,屏幕的光熄了,煤油灯也暗下去。寂静的冬天,刁鲲鹏读很多书,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的《沙乡年鉴》,也读像砖头那么厚的介绍植物分类的书,对照山里看到的植物,山间四季的样子就在眼前。

冬天保护站只能靠几台电炉取暖

2018年,刁鲲鹏的孩子两岁,妻子带着孩子在北京生活,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不了学。家人劝他回京考公务员,生活可以变得稳定。那是刁鲲鹏第一次真正思考自己要不要继续留在白熊坪。这几年眼见站上的年轻人来了又走,他从来没怀疑过自己留在站上的决定。那一次,他有点心动。做保护区工作,没有钱,也不像他的师兄弟们,在学术上深耕,能发重要的论文,获得很高的名声。

他不需要太久,就有了答案。

「如果转行,我就是为了拿户口,多挣钱,如果我没当上大官挣到大钱,我就觉得过得挺憋屈。继续干保护区,跟动物、植物打交道,即使将来干不出一个很牛逼的结果来,我也觉得高兴,因为我很喜欢。」

吃过午饭,我和副站长杨俊出来散步,他和刁鲲鹏年纪相仿,跟镇上许多青壮年一样,有很多出外打工的机会,钱挣得比在保护区里工作多多了。「在山里面确实辛苦,整天围着山转,一年四季,人都见不到几个。也是想过放弃,但无聊的时候,和站上的人出来转一转,看自己保护的动物到处跑,慢慢就想开了。」

站上远远传来松哥打喷嚏的声音,接着是他一长串的笑声,「哈哈哈,大熊猫被我吓跑啦!」

时刻都在笑的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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