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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贾琦

编辑 ✎ 成静卫

WeWork的陨落速度之迅猛，超出所有人的意料。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高调IPO夭折、联合创始人兼CEO辞职，再到大规模裁员，这个曾风光无限的共享办公空间“独角兽”正在上演连环炸。

彭博社称，WeWork的故事是“WeWork”到“WeWait”，如今则是“WeWorry”。

10月22日，该公司的命运出现惊人逆转，软银集团决定在这笔岌岌可危的投资上继续加码。据报道，软银已同意为收购WeWork花费100多亿美元，同时软银还向WeWork的联合创始人诺依曼支付约17亿美元的补偿，将后者彻底踢出，并令其放弃自己的投票权。

创始人乖张，互联网属性成疑，资本助力下的狂奔失速，在复盘WeWork的陨落中，以上三个原因被人们重点圈出。而国内一众打着共享经济的互联网企业，也同样逃不出这三条诅咒。

01

梦想还是疯狂？

2008年，时年29岁的亚当·诺依曼正在布鲁克林码头区的一处工业建筑里经营着一家名为Krawlers的婴儿服企业。为了节省创业的开支，他决定将办公室进行分隔，并将其中的一部分转租出去。

同在一栋楼里办公的另一个年轻人米盖尔·麦克维利对诺依曼表示，这种将房子租下后重新分隔，再转租出去的方式或许是一桩不错的买卖。

二人一拍即合，一同成立了一家名为Green Desk的公司。公司的业务很简单，就是将房东手里原来的物业重新分隔，然后进行出租，但这个简单的举动却意外地大获成功。

时代成就了他们。当时，金融危机已经开始蔓延，大批失业人员纷纷转向自雇佣。这些自雇佣者对于廉价的办公场所需求十分迫切，因此Green Desk提供的房源从一开始就供不应求。

2010年，渴求进一步发展的诺依曼和麦克维利出售了手中的Green Desk股份，用套现得来的资金于2010年创立了WeWork。

当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办公楼出现空置，这使得WeWork可以用很低的价格租下它们。而在完成对这些办公楼的改建后，经济又正好回暖，因此这些办公楼又恰好可以以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重新租出去。一来一回，WeWork从中获益颇丰。

随着WeWork的迅速成长，潜藏在诺依曼心中的野心也开始疯狂生长。他对众人表示，当前WeWork所处的阶段就好像是还在卖书时期的亚马逊，正如亚马逊会长成一个庞大的帝国一样，假以时日，WeWork也将会成为一个能够处理空间租赁、设计、建造和管理的大规模商业机器，在它体内将能够孕育出无数个企业。

资本眷顾了他。

“在战斗中，疯狂比聪明要更好，WeWork仍然不够疯狂”。软银集团总裁孙正义听完诺依曼的疯狂企图后，如此回应道。

▵ 软件银行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孙正义

那次对谈只花了12分钟。2017年8月，WeWork获得了软银44亿美元的投资。在巨大资金的进一步刺激之下，WeWork确实表现出了孙正义要的“疯狂”。在不计成本的扩张之下，它在2017年就亏掉了9.33亿美元，而在2018年则进一步亏掉了19.27亿美元。

面对WeWork的巨额亏损，曾有记者采访过孙正义。孙正义淡定地说，这是科技企业通行的法则。先亏损占领市场，然后再把钱赚回来，这一切天经地义。

然而走近来看，WeWork烧钱的思路似乎并未完全遵照着以上逻辑。

《华尔街日报》曾在一篇报道中重点提到了WeWork的喷气式飞机。WeWork财务报表中的设备支出主要指的就是购买这架飞机的费用，而这架飞机几乎专供诺依曼和他的家人使用。

去年冬天，WeWork领投了一家快餐公司Laird Superfood的3200万美元融资，这家公司由诺依曼的好友、冲浪运动员莱尔德·汉密尔顿创办，销售咖啡、椰子糖等。

▵ WeWork联合创始人Adam Neumann（亚当·诺依曼）

此外，诺依曼本人还是公司的房东。诺依曼个人在纽约和旧金山的房地产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甚至会将其中的一些租给WeWork，也就是说，每年其实WeWork都在向自己的创始人支付着一笔不小的“房租”。而其投资这些房产的钱，很多还是从公司进行的贷款，据说贷款利率低于只有不到1%。

以及，就在今年7月份WeWork重组时，公司为买下“We”的商标，还付给诺依曼590万美金。

诺依曼的暴脾气也令人难以忍受。

“当人们看到他要过来时，场景就像红海分开”，一位前高管回忆道，“没人想挡着他的路，否则你要么被臭骂一顿，被羞辱或者被要求做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员工在午夜接到诺依曼的电话是常有的事情。他也常常就违规或违背信任的事情发表长篇演说。对于员工来说，这是不稳定因素。一位管理人员曾经在深夜接到诺依曼的一次愤怒的电话。第二天，诺依曼向他道歉，并保证决不再发生。

在一次异地会议上，诺依曼对集聚在一起的管理人员表示，他注意到屋子里有一个人背叛了他，原因是这位管理人员批准购买了昂贵的咖啡机，并要求他站出来。

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求蒙蔽了他。

无独有偶，在国内，同样以互联网共享经济为旗号的ofo创始人戴威，也有着类似的问题。早在2017年共享单车尚且风光无限之际，戴威曾被安排与一位官员会谈。被安排在9点半的戴威不仅没有准时出现，还因为睡过头一直没接秘书的电话，使得该官员等了十分钟后气愤离开。

▵ ofo共享单车创始人兼 CEO 戴威

“企业学生会化”的诟病一直伴随着ofo左右，用戴威的话说，他的招聘原则是“志同道合，脾气对的人在一起”，而在职业经理人看来，这就是任人唯亲，尽显傲慢与偏见。

02

共享经济是伪概念？

对诺依曼而言，WeWork的共享理念来自其童年的成长经历。

事实上共享经济并非是多么新鲜的东西。

在以色列有一种名为“基布兹”的集体社区，区里的人没有私有财产，工作没有工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都是免费的。外人可以自愿加入基布兹，里面的成员也可以自愿退出，而诺依曼的童年就生活在那里。

“在WeWork，我们的使命是创造一个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工作、创造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诺依曼曾如此说道。

“共享经济”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于1978年提出。根据其原始定义，共享经济应该是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个体借助这些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者向企业、某个创新项目筹集资金。

在市界看来，共享经济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

狭义的共享经济即原教旨，其构成角色分别为“平台方”、“资源拥有方”和“资源使用方”。其中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将作为运营主体，而个体借助这些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者向企业、某个创新项目筹集资金。

在这一严格定义下，或许只有“顺风车业务”满足了这一条件。私家车车主在自己可支配的时间里，通过滴滴平台，匹配到起点与终点相近的用户订单，到达终点订单完成，车主获得付款，滴滴获得抽成，用户完成行程。

整个过程滴滴只起到了信息匹配以及交易撮合的作用，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平台方，并且这种顺风车也大大提升了社会闲置资源的利用率，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共享经济。

但现阶段包括WeWork在内的绝大多数共享经济企业，其几乎都是企业自己购置物品投放市场、设置使用场景，然后通过自建的APP平台，让用户实现消费。也就是由企业方自己占据了供给方和平台方两个主体。

广义来看，该种模式下同样实现了物资在不同时间段内，匹配给不同的使用者，达成共享。但由于企业方同时负责运营和物资的购置，我们更可以将这一模式称之为“租赁经济”。

在广义定义中，如果说共享单车，共享办公等业务属于共享经济的话，那么公共汽车，酒店住宿等传统业态也都可以说是共享经济，而这样的认知使得风口变得索然无味。

9月18日，在WeWork宣布推迟IPO计划的第二天，甲骨文（Oracl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拉里·埃里森直言：虽然自己和孙正义私交不错，但他不认为WeWork具有显著的投资前景，他称WeWork和Uber这两家公司“几乎没什么价值”。

▵ 美国加州旧金山，WeWork办公室

“WeWork租了一栋楼，装修一下接着再转租出去。”埃里森说，“然后对外宣称‘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我们的目标是技术多样性’，太可笑了。”

此外，衡量一家企业是否具有互联网属性的另外一条标准则是边际成本。理想状态中，互联网企业的边际成本将持续递减，由于基础设施的高度复用，互联网企业的后期扩张成本可以趋近于0，然而根据其招股书显示，WeWork最近三年的亏损额分别是4.30亿美元、9.33亿美元和19.27亿美元，也就是伴随着公司的规模急速扩张，其亏损额也在大幅增长。

广义的共享经济或者说租赁经济与包装中的“共享经济”最大的不同也正在于此，每增加一处办公场所，同样的，每投放一批单车，每开设一处充电宝，试衣间，都会增加设计、建设以及维护成本，而这些费用无法随着体量的增大而大幅削减。

对这些企业以及WeWork本身而言，现实情况是资本市场已经不再想听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给全球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是太过遥远的词汇，如果你不能说出新故事，那么资本将以“二房东”的定位给出他认为合理的报价。

以1989年成立的Regus为对标。该企业旗下产品和服务也都是围绕办公室展开，目前Regus在全球600个城市拥有1800个办公场所，但其母公司IWS市值约为100亿美元，市值仅为为营收的一倍左右。资本市场已经逐渐认定，WeWork高达470亿美元的估值，或许要回归到Regus的水平——倘若其可以妥善经营的话。

03

助力还是溺爱？

有人曾这样形容资本和创业公司之间的关系。

“每家创业公司在最开始时都像一个孩子，倘若资本插手太严格，孩子便无法独立成长。倘若资本过度溺爱，孩子就会走向失控，无法无天。”

2016年，孙正义启动了一辆造神战车，带着1000亿美元航母体量的软银愿景基金征战世界。这是投资史上前所未有体量。软银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科技投资者，孙正义称自己为“独角兽猎人”。

而在三年的时间里，软银在共享经济、人工智能、地产、自动驾驶、网约车、电商等多个领域中全面布局，其中共享经济领域是孙正义版图中的重要一环。

“通过投资有潜力成为行业领袖的企业，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战略集团，能够持续增长300年”。孙正义如此说道。

而故事的开头也确实令人欣喜：估值千亿美元的Uber，470亿美元的WeWork，230亿美元的Slack，126亿美元的DoorDash......

然而，Uber估值腰斩，WeWork上市失败，Slack股价阴线，DoorDash前途渺茫，一系列变动令软银喘不过气。

事实上，近几年来共享经济概念的爆热爆冷，背后的资本助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很多共享经济企业的盲目扩张，以及最后的败亡，都是在资本压力之下采取的行为。

以WeWork为例，在其过去几年的成长过程中，以烧钱换取市场规模扩张，再以远景获取更高的估值和投资，然后继续烧钱，最终垄断市场。

海尔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曾说过：“创业就是从悬崖上跳下来，在落地之前，组装好一架飞机。”

而资本的加入给这一过程按下了加速键。下坠速度更快，组装飞机的速度也更快。在此过程中，资本的信心和持久性也同样重要。

2019年1月份，全球经济迎来调整期，愿景基金的出资人开始对WeWork所属的房产业失去信心，他们的犹豫使得WeWork没有如约拿到160亿美元的投资。因此，面临无钱可烧的WeWork加快了上市计划。然而，在披露的招股书中，WeWork的巨额亏损问题、公司管理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其估值也很快应声跌落。

彼时正是孙正义组建第二支愿景基金的关键时刻，WeWork如果以腰斩的估值上市，就意味着孙正义的投资惨败进而对其声誉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至此，面临着资金断裂的WeWork和担心声誉受损的软银之间开始出现裂痕。而这种前期放纵后期脆断的投资关系，使得WeWork的下坠变得彻底失控。

在国内，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共享单车领域。

2017年，当时的摩拜单车董事长李斌曾在公开场合火药味十足地说，“补贴是互联网竞争的万恶之源”，“摩拜本来挺好，用户也挺开心，5毛钱一次，1块钱一次也没觉得是个事儿，突然有人不收钱了，你怎么办？这不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商业模式。”

矛头直指烧钱模式的合理性。

事实上，共享经济这种利用互联网平台及相关技术，匹配社会分散资源和碎片需求，以出让使用权来获得收益的经济模式，其本身并不具备欺骗性。

从环保角度来说，共享经济意味着资源的更高效利用。而从文化趋势的角度来说，“不占有，只使用”的消费模式，则契合了眼下以“断舍离”为代表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因此孙正义对该领域的无差别投资，确实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烧钱模式是否是一种合理的，能够走通的商业模式，实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抛开巨额的资产对创始人的腐蚀不谈，放眼望去，除了滴滴之外我们很难再看到另一家企业通过烧钱真正达到了垄断市场的位置，事实上，近年来深受安全隐患问题困扰的滴滴也早已不复往日的荣光。

这是因为“烧钱模式”不再新鲜了。希特勒在闪击波兰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其他人都没有时间反应。

然而ofo可以烧钱，摩拜也可以烧钱。当双方以这样的心态坐在赌桌两端时，扩张的速度会彼此中和，而垄断的地位也将遥遥无期。

换言之，“烧钱模式”很可能是只能使用一次的伎俩，而试图在所有的行业中去复制滴滴的成功，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

2015年，被称为中国的联合办公“元年”。彼时，看到WeWork发展势头迅猛，它的一帮“中国门徒”纷纷入局跑马圈地。那一年，中国的联合办公数量从50家发展到了2300家。

那时人们有梦。而如今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