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姚帅拍摄了 400 多位患者及家属，总计 1 万余张照片，里面大都是些老人。他问肿瘤终末期患者什么是死亡和希望，问小孩什么是悲伤和幸福，问教徒什么是信仰和人生。

文｜翟锦

编辑｜刘斌

图｜受访者供图

一个老人就是一部历史

姚帅是名医生，但他喜欢问别人问题：你害怕死亡吗？你一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你怎么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候？

在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的心血管内科，31岁的姚帅曾向自己的数百个病人提问，还把他们邀请到自己临时搭建的摄影棚里，拍下流泪的患者女儿，戴着军帽、斜眼睥睨的老人，紧闭眼睛和嘴巴、像是在和谁赌气的老头，还有眯着眼笑、皱纹堆在一起的老太太。

姚帅很早就对摄影感兴趣了。小时候，看到村尽头处的一抹夕阳，他就会站住，看很久很久，想把这一幕印在脑海里。下雨天，看着老妇人，拖着一辆装满砖头的板车，身形瘦弱但有力量，他很想拍下来。直到后来，他买了相机，这些画面才得以被一一记录。他拍家人，拍颇具风味的土灶，清明节祭祖的仪式……

2016年，姚帅在查房的时候，同病人拉家常。听到一个老人讲起自己年轻时候挖运河的往事，「当时还闹着饥荒，天寒地冻，泥巴都冻在了一块，我们赤着脚，趟在水里，下半身都冻麻木了，十几二十年的挖，有的人死掉了，有的人落下残疾，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很早就患有心衰、肺气肿。」

这个老人的讲述唤醒了姚帅遥远的记忆。奶奶也同他提起过挖运河的经历，那时候苦，没有重型机械，全靠人。

姚帅受到触动，为什么不拍摄这些人呢？他想，每天事务性查房，不如去记录下这些故事。「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老人就是一部历史。我们心血管内科，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六十岁到八十岁，大半辈子风风雨雨，见证了建国、改革开放，很多动荡的岁月，我挺好奇的。」

三年来，姚帅拍摄了 400 多位患者及家属，总计 1 万余张照片，里面大都是些老人。他问肿瘤终末期患者什么是死亡和希望，问小孩什么是悲伤和幸福，问教徒什么是信仰和人生。

他将照片集结成《人在医院》，很多故事都让他深受触动，一个肝癌晚期患者，当过辅警，始终戴着警帽，满腔的英雄主义。还有一个儒雅的老者，以前在老上海做裁缝，给时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叶艺群做过一件开司米的大衣，哥哥早年去了台湾，在长长的岁月里，他们都无法见面。

「每一场对医者而言司空见惯的病情转变，对一个家庭来讲都可能是一次内心的天翻地覆。」姚帅在开始拍摄患者后，更深地同他们建立起了共情：「我发现原本用床号或病种简单区分的患者，原来都是那么独特，每一个波澜不惊的脸孔都可能经受过生活的惊涛骇浪。」

对死亡的困惑

2016年9月，姚帅开始拍摄《人在医院》。白天下班以后，姚帅把拍摄对象请到主任办公室，或者储藏室，关上门，隔开走廊的喧嚣，两个人陷在安静和沉思里。

因为空间狭窄，他只能拍特写。拍摄不过才3分钟，但每次他都会用很长时间跟患者或家属聊天。

他问面前的人，关于人生的遗憾、艰难、快乐和死亡，有人哭了，想起自己早逝的亲人、犯过的错，有人谈起自己最喜欢放鹞子（板鹞风筝），自己有一个61声的板鹞，由61个六角鹞组成，有2.4米高，要两个人才能放起来，放鹞子时，听到哨子声，很开心。

摄影更像是谈话的句点，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被倾听。有人在拍完后感谢姚帅，之前从来没有过交流这些的机会。「谈话的时候，很多人会哭泣，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渠道去被人倾听和发泄，无论怎样一种文化水平，社会层次，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精神的需求。」

被拍摄的患者，有些已经身患绝症，只有几个月的生命。这也是姚帅思考的问题，因为职业和死亡接近，他总是在想到底要如何面对死亡，可是他不觉得自己做好了准备。

少年时期姚帅一直被死亡困扰着。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个傍晚，姚帅发觉接他回家的父亲，拿着张单子，神情沮丧。一回到家，母亲接过了检查报告，哭了，她给姚帅的大舅打电话：「哥，现在该怎么办啊？」

父亲得了「肝硬化」，那是姚帅第一次看到母亲哭。在这之前的2年，他的祖父过世了，因为「肝癌」。姚帅并不知道「肝硬化」是什么病，只是大人的恐慌成倍地笼罩在他身上，当天晚上，姚帅把自己从河里钓的龙虾，都放生了，他以为是自己钓了太多的龙虾，遭了报应。从那往后，姚帅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感觉父亲随时都可能死掉。

姚帅变得更加敏感。因为这场病，父亲也变得更加沉默而压抑，不怎么顾家，母亲时常生闷气。有一天，雨倾盆而下，漫进了阳台，堵塞了下水管道，母亲一句接一句抱怨，姚帅跑去疏通管道。家里停电的时候，也是他一个人跑去邻村的小店买蜡烛。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他小学的时候。

在成长期，思考死亡这件事没有任何进展，但这种思考改变了姚帅的人生态度，上大学考完四级能毕业，他就不考六级了，毕业后他也不花心思谋求更好的单位。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让他觉得虚无。

2013年，姚帅做了医生。他好奇病人和家属怎么去承受和面对痛苦，甚至是即将到来的死亡。但他还是没找到答案。大多数人都是默默地承受，没有去思考人生为什么是这样，是不是应该就这样。

姚帅记得，他拍摄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老师，肺癌晚期。他做了一辈子的化学老师，践行着「教好书育成人」，但是他对女儿抱有很深的歉疚。因为施加了太大的压力，女儿中考失利后，一蹶不振，得了精神分裂症。

如果再养孩子，是不是就不会一味要求他们拿第一了？是不是就能更关注她的情绪状态和精神健康了？人生到底什么最重要？要用什么去衡量人生的价值？这些问题姚帅都没开口去问，他答应老人送他照片作为留念。

不久之后老师就去世了，姚帅拿着这张没能送出的照片参加了他的葬礼。

拍摄

除了那些善意、哭泣和爱，姚帅也会把这些人展露出来的怀疑、狡诈拍进照片里。

姚帅问过一个为父母忧心的儿女：「你小时候妈妈怎么对你好？」一说出这句话，对方就哭了。有的爱吹牛，姚帅就问他平时抽什么牌子的烟，对方就开始夸耀自己抽过多好的烟，自己的朋友有多厉害。也有人觉得姚帅是骗子，「有的人本身就对世界，对他人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你别有企图，你是骗子。」

有些患者并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病情。一个病人家住三楼，他要靠妻子搀扶着才能上楼梯，只要听到后头有脚步声，就催促妻子，怕邻居看到。在拍摄时，妻子讲起自己的愧疚，如果早点督促他改掉不好的生活习惯，恐怕就不会这样了。

一个93岁的老人对姚帅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做了一辈子的好人，他觉得做好人才能享福。13岁的时候，家里穷的吃不上饭，他跑去上海的软木塞厂做童工，机器比人还高，他拿砖头垫脚，从天微亮工作到凌晨。后来他做食堂的管理员，手上拿着分给工人的粮票。管他的行政科科长问他要粮票，否则就要赶走他，他只好自己花钱买了粮票给科长，对方还嫌少。

姚帅拍过一个内心满是愤怒的老爷子。戴着军帽，一圈灰白胡子，眼睛炯炯有神，很精干的样子。老爷子跟他讲，自己在60年代受尽了冤屈，一辈子都毁掉了。当时在生产队里，大家分玉米，下乡的女知青挑了很多好玉米要拿走，「这个玉米，普通的村民他们也要吃，你把好的挑走了，别人吃什么呢？」老爷子当时年轻，人也正直，刚从部队里出来，做事不知道转弯，在生产队里做临时会计。

女知青叫了几个男知青去打他，还诽谤他强奸了自己。当时流氓罪还会判死刑，还要开万人批斗大会。老爷子被关进监狱，出来后他一直上访，好些年后才平反，但那时候他没了工作，也没了大好青春，后来他娶了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妻子。

给他拍摄完，姚帅专门从家里拿了包烟给老爷子，他爱抽烟。「我很欣赏他，觉得他是很悲剧式的命运，很悲壮。花甲之年，他讲述的时候一直很平静，平静地表达那份悲愤。」姚帅说。

那之后，过了半年，姚帅第二次见到了老人。人明显萎靡下来，消瘦，蓬头垢面，胡子很久没打理了，全白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身上有恶臭，走路也艰难。

第三次见是在上急诊夜班的时候。后半夜两三点钟，老人扶着墙，走得很缓慢，气喘得厉害，浑身大汗淋漓。在诊室里，姚帅只觉得无能为力，他不知道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老人，只想赶快看完病，甚至他都不敢直视老人眼睛，只例行询问病人哪里不舒服。

但老人认出他来了。「他说『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姚医生，我现在不舒服』，他（指老人）说话不会拖泥带水，不会有祈求。」姚帅尽力给老人提供了更低廉有效的治疗方案。

困境

姚帅和拍摄过的病人们到后来走得不算近，「我只想和他们建立一个相对疏远的关系，因为在现在的医疗环境下很危险，医生很多时候没办法，只能自保。」

这种困境始终贯穿在姚帅做医生的职业生涯里。就在采访他的那天晚上，姚帅当时在医院值班，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个子小小的，佝偻着背，在照顾自己重病的儿子时，突然腹痛，剧烈呕吐不止。

姚帅赶过去，想诊治，但和老人沟通很难，她不想花钱做检查，旁边也没能拿主意的家人。「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医生怎么办？我给她治，如果万一出了事，到时候就是我的责任了，治了但是家人反咬一口，那费用谁出？如果不给她治，听任她呻吟下去，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最后姚帅选择了保守治疗，打了一针止吐针，联系她的家人来医院。

社会上频繁出的医疗纠纷，以及对医生的偏见，让姚帅很没安全感。有时候是几个家属对救治的态度不统一，医生去救治了，还会引发经济纠纷，医生的热情反而会成为一种过错，被人诟病。有时候是家里人不管不问，给老人做了检查之后，家里人又找来攻击医生是过度医疗。

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怎么做医生了。姚帅会很困惑，他尝试去劝说病人做一些决定，告诉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哪些是必要的检查，但是，「他会对你更加不信任，觉得你有过度医疗之嫌，有可能拿回扣，各种嫌疑。后来我就不怎么多说话了。」

不过，越是显现出职业冷漠的时候，姚帅越是警醒，他始终记得小时候的一桩事。那时候他还在读高一，父亲日渐瘦削，他内心敏感不安。一次假期结束返校，经过县城，父亲顺路去复打乙肝疫苗。接诊的医生态度极其冷漠，他看着父亲咨询了一个问题，被医生不耐烦地打发了。父亲悻悻地离开，更加沉默，在路上问他：「是不是城里人都这样，看不起农村人？」

因为少年时被疾病的阴影笼罩，他体验过无助的滋味。成为医生后，姚帅一直希望自己能给病人带去的是温暖和信心，和患者建立平等亲密的关系。2013年9月，姚帅成为了一名医生，走上临床岗位。「Too many people in need」，这是他在医院实习第一个月写下的一段话。

为了不让冷漠成为这个最该温暖的职业的标签，他总是以微笑和耐心对待病人，满怀热情，看完病查完房，空闲时间会自己跑去病房，并不是机械地问哪里不舒服，而是同病人拉家常。腊月初八的时候，他还会带来祖母熬的腊八粥，分给病房的老人吃。

拍摄《人在医院》的项目，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更准确地说，是回归到他刚做医生的样子，「冷漠的心一下子被揪了回来，就好像慢慢要睡过去的人，突然间拍了一下自己的脸，快快快，醒醒，不要这样下去，不能这样子。」

姚帅希望自己不要睡过去。「如果有人因为自己的痛苦，向我伸出手的时候，我肯定会去拥抱他。我希望别人能够避免那份痛苦和无助。」

姚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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