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最懂契科夫的人说再见。

每个受访者都说起他温柔的坚持。他如何在60岁之后，与快速流逝的光阴斗争，通过创作获得自我实现，也让自己自由浪漫的天性舒展。

与这样一个人交朋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年轻的朋友张子一想起，有年她循着童道明的指引去俄罗斯旅行，在海参崴的海边看到几个身材健美的俄罗斯少年在海里扎猛子，爬上来跳下去，爬上来再跳下去，一直扎了一个多小时。黄昏里的这一幕她久久不能忘怀。她觉得童道明也是那个「啪啪」扎猛子的人，只不过少年有的是体魄，他有的是丰沛的情感和创造力。

「一方面你会很欣喜，感觉世界上有这样的人的存在可真好啊。另一方面也会觉得很害羞——哎呀，我和这个最好的人、就在身边的人，差得可真远啊。」

文｜罗婷

编辑｜柏栎

樱花开的时候我们再见

快70岁了，童道明开始写爱情。年轻的朋友失恋了，他就写一部戏，讲一对男女怎么相遇，又怎么分开，让这位朋友去导。演出的夜里，观众围坐，两位演员就在圆形舞台中间。剧场里挂了许多白纱，朦朦胧胧的，台词里有普希金和李白，有《安魂曲》和诗。刚好停电了，现场点了蜡烛，风一吹，白纱飘了起来。隔了好多年，演员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晚上，「大家都傻了，太奢侈了。」

童先生也跟人聊爱情。他什么都能看得明白，能体恤人最细的感情。「爱情是会让人痛苦的」，他说，「契诃夫的《三姐妹》早就说过了，二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还是会像现在这样痛苦，但是痛苦能让人思考怎么活着。」

朋友们感慨，老爷子真浪漫啊。现代人之间有许多信不得的承诺，比如「咱们下次再约」「咱们找机会再见」。童先生不这样说，他会告诉你：「咱们樱花开的时候再见面。」等到樱花快开了，他的电话真的就打来了。去年中秋节，他和戏剧制作人刘海霞约吃饭，说我们下午先去喝咖啡，晚上再吃饭，吃完饭就坐在长椅上看月亮。「这样，我们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都能见到了。」

潘家园附近那栋社科院家属楼的四楼，就是童道明先生的家。你会觉得这屋子老了，家具是旧的，沙发、镜子、水杯都是老式的。书塞满了整整三面墙，有些是半个世纪前的装帧，泛着深浅不一的黄色，提醒你流逝的光阴。它们堆得没那么整齐，不过爱书人一看便知，那是常常翻阅而造成的凌乱。

但只要踏进门槛，稍作交谈，你就知道，这屋子的主人还年轻呢。

60岁之前，童道明是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沉默地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写剧评，不为大众所知。退休后，他反而爆发了创造力——60岁完成了第一个剧本，75岁时出版了第一个剧本集。他说自己常在心里默吟契诃夫的一句话：「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生命的脉搏跳动得愈加有力了。」

两年前，他80岁了，开始更新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童道明札记」，每周两期。他不会用电脑打字，每回都是手写了，发给在国外读大学的外孙，外孙再打好字、传上去。最开始童道明刹不住车，洋洋洒洒一篇写好几千字。外孙抗议了，这工作量太大了啊，他只好把篇幅缩短到了每篇不超过400字。

今年春天，在自己的82岁，童道明写完了最后一部戏。距离戏上演不到半个月的日子，6月27日，他在北京病故。八宝山的追思会上，有好多泪眼汪汪的年轻人。演员濮存昕在现场说，「童道明真心热爱戏剧和戏剧行业里的人，对戏剧有很多浪漫的想法，但同时又对应该坚持的，坚决捍卫。」

每个受访者都说起他温柔的坚持。他如何在60岁之后，与快速流逝的光阴斗争，通过创作获得自我实现，也让自己自由浪漫的天性舒展。

与这样一个人交朋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年轻的朋友张子一想起，有年她循着童道明的指引去俄罗斯旅行，在海参崴的海边看到几个身材健美的俄罗斯少年在海里扎猛子，爬上来跳下去，爬上来再跳下去，一直扎了一个多小时。黄昏里的这一幕她久久不能忘怀。她觉得童道明也是那个「啪啪」扎猛子的人，只不过少年有的是体魄，他有的是丰沛的情感和创造力。

「一方面你会很欣喜，感觉世界上有这样的人的存在可真好啊。另一方面也会觉得很害羞——哎呀，我和这个最好的人、就在身边的人，差得可真远啊。」

童道明参加研讨会 图源视觉中国

自由

这些年，只要天儿好，跟人约在家里见面，童道明总会提前很久下楼候着。有一回戏剧制作人刘海霞提前20分钟到，想到点儿再上去，发现老爷子已经在家楼下的长椅上坐着了。每到节日，就算是只见过一两面的朋友、报社约稿的编辑，也会收到他的信息。他在短信开头庄重地写上对方的名字，让年轻人们受宠若惊。

与人交往，他永远有老派的得体。2017年，台湾剧评人李立亨带了老家基隆的凤梨酥去拜访他。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他要回赠礼物。可是除了已经给的新书之外，实在找不到东西。他很腼腆地说，「我弟弟送了我一个牙膏礼盒，你可不可以收下？」

看一个写作者是否温柔，是否善良，文字是最诚实的。他这样写卞之琳先生——卞先生去世前好几年就不出家门了。热心的年轻人张晓强倒不时去看望看望他。回来还告诉我们一个他的发现：「卞先生喜欢吃炸马铃薯片。」「为什么？」「他喜欢听马铃薯片咬碎时发出的响声。」我听了一怔，心想：卞先生好寂寞。

这种强大的共情能力，从契诃夫身上来。他总说：「契诃夫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是我一生的幸运。如果没有契诃夫那少有的善良，他就写不出他后来的作品。」

童道明一生受契诃夫影响。1956年，他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上学。文学系三年级时，进入契诃夫戏剧班，写了一篇论文，《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毕业前老师嘱咐：「童，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放弃对于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这句赠言像金子般珍贵，直接决定了他一生的追求。

在当时，契诃夫、文学、戏剧，都是脱离现实的梦。回国后，他很快遇到「文化大革命」。1970年初夏，他所在的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被集体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离开北京前，他珍藏的所有文学书籍都被迫当废纸卖了。漫长的劳动岁月里，他就靠反复背诵莱蒙托夫的诗歌支撑自己。

翻译的欲望强烈地不可遏制时，他便称病，用检查身体的短暂三天，躲到招待所译完了剧本《工厂姑娘》。多年后他回忆那个晚上，「六年来，我头一次动笔翻译，头一次感受到了精神劳动的欢愉。我不知道那天怎么吃的饭，我只知道我坐在那张暗红色的桌子前，一直翻译到熄灯睡觉。躺在床上一时难以入眠，我很兴奋，也很痛苦，我想到一个道理：在文化大革命里当知识分子是很难的，但让一个已经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再当知识分子，那可能更难。」

终于到了60岁，挣脱了所有社会角色的枷锁，他获得珍贵的自由，开始埋头写作。

他是出了名的温和派，说话不点破。他曾经向李立亨解释创作的缘起，是因为看到契诃夫讲过：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内心的平静。而他的生活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平静。他觉得现在可以把生命的顺序倒过来，开始创作了。

与他同辈的剧作家林克欢，理解他的选择。林先生在悼念文章里写：「童道明、王育生和我这一代人，刚踏出校门不久，即遭遇十年磨难，经历不尽相同，却都是这场创深痛巨的灾难的受害者与盲目跟从的加害者……童先生晚年舍理论著述而近舞台实践，何尝不是想借艺术语言模糊的诗性，撞开历史无意识背后的一方象征空间，纾解外部与内部的多重压力，使精神得以自由呼吸。」

童道明的剧写老所长冯至，也写爱情，还有4部是为了致敬契诃夫。编剧史航读契诃夫，也读童道明。他认为他们相似，都是那么内向的、羞涩的、容易受感动的人。

童道明曾跟后辈、台湾剧作家李立亨讲起，契诃夫是个心很美的人。「因为他的小说跟剧本，即便说到许多人心的不堪，还有时代所堆叠出来的恶，里面所闪烁出来的光芒，永远都是美，都是善。」

李立亨至今记得，童道明讲到契诃夫剧本《樱桃园》的结尾「远方传来砍伐木头的声音」时，眼里有泪。「这个故事，他读过多少遍，这个场景，他跟别人提到多少遍了。但是我相信，他每次说到这里，一定一次次受到剧作家笔下灵魂受苦的震撼。」

契诃夫推崇弱化戏剧冲突，童道明的剧本也是同样的气质，从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李立亨说，「跟他本人的性格一样，平和温暖而没有火气。想要在他的剧作里发现『戏剧性冲突』，最多也就是累积到剧末的死亡和无尽的惆怅。」

他想表达的不过是：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所有的选择都是缓慢形成的；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彷佛什么事情也都没发生，只不过，大家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都变得不一样了。

最开始排戏，童道明就告诉导演张子一，电影没有留白，电影也没有当众独白，但是戏剧有，戏剧可以当众独白，戏剧也可以有留白。演员对着舞台，就可以直抒胸臆。

「童老师，这很土啊！」受现代戏剧影响的年轻人最开始受不了这个，但后来张子一想明白了：「后来我觉得，它必然是土的啊！它就是不合时宜啊。童老师的浪漫是上世纪60年代的浪漫，它是往哪儿放？它是没地方放的啊。」作为导演，也许她要做的就是保留这种不合时宜。

刘海霞记得，他非常少有地给一部戏提过意见，是在《一双眼睛两条河》里头，一对男女相遇了，但他们都各自有家庭，所以就是在文学艺术里拥抱一会儿，最终还是要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去。排戏时，另一位导演不想像剧本安排的那样让他们拥抱，他觉得要维持那样一个朦胧感。老爷子激动了，说一定要拥抱，「他们是人啊！他们是人啊！」

童道明参加北京首届剧本创意工作坊 图源视觉中国

「我以为我能写三部，但是呢，我又写了五部」

生命的最后十年，童道明喜欢跟大家待在剧场里头。他总是慢慢地拖着步子，走到舞台中央，再慢慢地说出沙哑的、带着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因为有强直性脊柱炎，他没办法低头，就一直直着脖子，看着天。「他很诗意，也很害羞，所以在讲很多话的时候，他是不愿意把话都讲全的。」

但人们都能感受到他的纯真。张子一说，他是一个很少被外界惊扰到的人。「所以他跟你交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就是盯着你的，在跟你说话，外面的人就没了，世界也没了，他专注，是因为他比较纯粹。」

在他逝世后，张子一开始重新审视这位老朋友，才想明白了，他身上最感动人的是什么。「他不轻视和怠慢他生活里面的任何人和任何东西。比如他有一张烤鸭兑换券，就会兑换给剧场里的人吃，我们可能吃饭吃一半，烤鸭剩在桌上就扔了。但对他来说，他不随意地去轻视任何一件东西，不随意怠慢任何一个人，就是这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给我的特别大的冲击。」

演员郭笑觉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童道明这种浪漫和诗意的性格，一定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这种不合时宜的浪漫得到了尊重和舒展。他是他们中间很自然的一份子，中秋节的时候，他可以和年轻人们一起吃月饼、喝红酒，聊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到了这两年，他身体机能慢慢下降，走不了太远的路，去剧场的次数比以前少了。年轻朋友都忙，慢慢忘了他。他寂寞了，有自己的法子——就是出书。出了书，他就有理由挨个打电话，让他们去家里拿书。

他是敏感的，他家客厅挂着一个大钟，每回只要刘海霞抬头看钟，他就会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这样吧。」他怕耽误他们太久。

童道明的书房 图源庄梦蕾

死亡这事儿，总是不经意就冒出头来。几年前，北师大的童庆炳教授去世。消息不知道怎么传错了，大家以为去世的是他。媒体的电话打到家里来，他接了，对方一阵错愕，连忙道歉。还有的觉得尴尬，什么都不说就挂了。好朋友王育生也听说了，电话打过来，哈哈大笑，「有人说你死了！」

有时候，他也会得意洋洋，觉得自己跑赢了时间。张子一的记忆里，他就是那样梗着脖子坐着，沉默一会儿，然后细细的声音开口：「其实我不知道我还能写几部戏，我以为我能写三部」，他顿了顿，一双狡黠的眼睛，举起一只手隔着桌子晃了晃，「但是呢，我又写了五部」。

实际上不只5部——60岁至今，他一共写了14个剧本。今年春天，他完成了最后一个剧本《演员于是之》。

演员于是之，是北京人艺原第一副院长。在《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等话剧里塑造过不朽的角色。童道明写过许多文章纪念他，他觉得于是之是他认识的人里，最像契诃夫的。「我像爱俄罗斯作家契诃夫那样地深爱着于是之。我常对人说，于是之和契诃夫有几分相像的，他们两个人都是极其善良的人，而且他们的文学的、艺术的成就，都是与他们的善良天性分不开的。」

后辈刘戎，是这两年见童道明最多的人之一。他觉得童道明写《演员于是之》，是有话要说。他是在话剧演员素质衰落的当下，呼唤伟大的演员。也是在提醒戏剧界，不要忘记上一代大先生们留下的传统。

今年春天，童道明把这剧本给于是之夫人李曼宜看过，便联系了剧场和导演。他秘密策划了7月的首演，想等一切尘埃落定，再请李曼宜去看。而如今，话剧还未首演，先生先去了。蓬蒿剧场的工作人员在微信文章里写：「两位先生，相会于天堂去论戏了。」

他一定是反复思考过死亡之事的。刘海霞想起去年秋天，最后一次与童道明见面时，他突然聊起死亡。他说自己读到一本关于俄国导演斯坦尼拉夫斯基的回忆录。书中讲到，斯坦尼拉夫斯基在弥留之际，一直在读莱蒙托夫的两句诗：

「在大海的蓝色的湾里 一叶孤帆在闪着白光」

他反复咂摸这两句诗，想知道导演为什么在那个瞬间要读它。后来他想明白了——这两句诗写出了生命逝去的时刻，那种孤独之美。导演与世界告别时是平静的，像一叶孤帆，要去远航。

女儿童宁说，父亲告别世界时也是平静的，他说，自己没有遗憾了。一叶孤帆，就此启程，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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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小茶为本文提供的采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