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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四十几岁的时候生下我。我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从小我就知道我的父母比同学的父母要大二十岁。七八岁暑假的一个中午，死亡这个事情突然让我很惊恐。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事实：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的同学，他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一定是多过我的。

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判了有期徒刑的犯人。至于刑期，我知道是有限的，但最可怕的一点在于我不知道那个时间点何时到来。这是那以后二十多年里，我内心最庞大和最漫长的恐惧。

1

大通楼菜市场门口的小广场不能长时间停靠汽车，我摇下车窗朝入口的方向大喊：“妈！妈！妈妈！”

我妈没有反应，还是站在门口跟一个买酒的人在聊天。我拨通她的电话，她终于看到了车和我，小跑过来。车已经掉了头，我想打开另一边的车窗，却发现窗玻璃外面还有一层怎么也取不掉的黑色防晒网。

我和我妈只能隔着防晒网告别。我把正在摄像的相机镜头挤出防晒网对着她，她从包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递给我。

“拿着路上买点吃的喝的，兹莫格尼（吉祥如意），到哪里都好好的。”

“噢，妈，我走了，下次有时间再回来。”

二哥发动了车。离飞机起飞还有七十分钟。四天前，我从深圳飞回西昌过五一假期。事实上三月底的时候，我才休过年假回家。

车后窗的玻璃太脏了，均匀笼着一层细细的黄土。透过相机的镜头和脏玻璃，我完全看不到理论上越来越小的我妈。这让我有一点心慌。过去的无数次告别里，她要么坐在客厅沙发靠近阳台的一角，要么坐在她卖酒的门市的大酒缸后面，留给我一个端庄克制的微笑。

这就是我妈。身体里活了一个端庄的淑女。十年前的早春，父亲突然去世。那是我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唯一一个没有回家的假期，我在清晨接到了我妈的电话，电话里，她的声音没有哽咽，也没有碎裂，让我以为父亲真的只是病重住院。

后来我发现，从葬礼举行到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看到我妈哭过。在葬礼上，她和哥哥们周到地招呼每一个来吊唁的亲戚，和他们说话，给他们找位子坐，安排住宿，分配米饭和牛肉，还要看好爱喝酒闹事的舅舅。

父亲上山火葬的前一晚，数百个亲戚坐在一起守夜。毕摩在一遍遍唱诵指路经。在他嗓音疲惫的间隙，女性眷属们——那些我喊姨妈、舅妈、婆婆、奶奶、舅婆、嫂嫂、表姐、表嫂的女人，差不多有四五十人站在一个方队，冲着父亲的方向一齐在唱《指路经》，希望他的灵魂顺利地、没有饥寒地回到云南的祖地。

我妈也在那个队列里。我记得她和小姨妈一起站在第一排的最右边。小姨妈的歌声是悲戚带着哭腔，她已经哭了一晚上。我妈站在旁边。她没有哭，甚至没有过分悲伤的表情。透过昏暗的灯光，我看到她和她们随着歌声轻轻晃动身体和百褶裙的裙摆。

后来过去了不知道多久，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是在什么样的情境，我妈告诉我，夫妻在一方离开时，毫无保留地表现自己的悲伤，是很不得体的。

或许是因为这样的氛围，或许是因为痛苦的重量，在父亲走后的十年里，我们所有家人之间都没有频繁细致地谈论过父亲的离开和我们对他的想念。

每个人都用含蓄的方式纪念他。春节的时候，我们全家有时会一起翻看十几本旧相册。每个除夕下午，大哥会坐在门市门槛外的路边，望着远处大通门的方向，脚边放着一杯茶。过了好几年我才反应过来，那是父亲过去最爱坐的位置。姐姐会在父亲离开那天，发一条朋友圈。二哥在父亲离开之后，曾经固执地在父亲住过的房间翻箱倒柜寻找一封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信。他不相信父亲会不留一个字就走了。

而我呢，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写下和父亲有关的东西。我记得大概三四年前春节回家，二哥曾经苦恼地冒出一句话：你们三姐妹还是要慢慢走出来了，我发现你们从来都不谈这些事的。

他爱喝酒，我想他一定在酒后跟他的朋友、他的马仔谈过很多关于父亲的事——谈论他的离开，他的出生，他的青年时代，他的壮志未酬，他的脾气，我们共同的记忆，还有那场葬礼。

事实上，在那场葬礼对我而言，是一次对死亡的通过仪式，也是一个宣判的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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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有一个高原湖泊。节假日的时候，妈妈喜欢说，走，我们今天关门市去海边耍一哈。 图 / 安小庆

2

父母在四十几岁的时候生下我。我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从小我就知道我的父母比同学的父母要大二十岁。七八岁暑假的一个中午，死亡这个事情突然让我很惊恐。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事实：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的同学，他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一定是多过我的。

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判了有期徒刑的犯人。至于刑期，我知道是有限的，但最可怕的一点在于我不知道那个时间点何时到来。这是那以后二十多年里，我内心最庞大和最漫长的恐惧。

上寄宿中学的时候，我不喜欢我妈来学校找我。有一次，一个同学看到我和我妈在宿舍楼外面的篮球场说话。晚自习的时候，她问我，那是你奶奶吗？这样的疑问，从那时一直发生到上个星期。上个星期我在西昌，一个来买酒的老乡看着我问我妈，这是你孙女吗？

这种别扭和自卑的感受，直到高三学习特别紧张之后才被稀释了一点点。紧接着是去北京上大学。遥远的时空，让我内心的恐惧大过了那些模糊的、始终存在的被亏欠的感受。

那时候，我克服恐惧的方式是尽可能多地和父母待在一起。

大学八个假期，我没有参加过一次暑期实习或者实践。一考完试，我就收拾东西回家。我把得了高分的论文和读书报告打印出来，拿回家给父亲看。小时候我不喜欢跟我妈上街，也不喜欢跟她手牵手走路。上大学后，我开始不放心母亲单独一个人出去买塑料酒壶或者去买其他原材料。每一次放假在家，只要她出去，我都跟在她后面一起。

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六十多岁了。尽管他们俩都是爱收拾、穿衣服很称头的人，但衰老和疾病还是来了。有一年回家，我发现母亲的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一块老年斑。之后我难受了好几天。父亲的身体是在我大三暑假回家时，肉眼可见地瘦削了。再后来的几年，健康状态一直起伏和反复。

回家的时候，我总是和我妈睡一起。父亲生病，让我的恐惧变成了日常的焦虑。有时候半夜醒来听不到我妈的鼾声，我会转身过去，把手指放到她鼻孔下面看她还有没有呼吸。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和他们有意识地练习告别。

研究生一年级的寒假，父亲的病情稳定，能够在家和郊区的酒厂之间来回走动。每天早上他从酒厂走到门市，傍晚提着买好的一袋菜走回去。那是冬天，他总在夹克外面套上大哥朋友送给他的一件警用大衣。

我舍不得他。跟他说了再见之后，还是会跟在他后面走到城门洞。我喊他，他回头看我一眼，意思是让我回去。他穿过城门洞走出去，背影越来越远，再远些，就像一只萧索的黑色大鸟。

有一天，我和母亲走路去四五公里外的酒厂帮忙。临近春节，酒厂的工人都回老家了。父亲必须守在厂房里过夜。给他做好晚饭，我和我妈走路回家。

我们走在赭红色的土路上。路两边是一种叫“红军粮”的灌木，每一个枝丫都结满红色的小果实。我习惯性地回头看酒厂，发现酒厂后面的山上有一片挨挨挤挤的坟茔。夕阳下，附近人家晒在墓碑上的羊毛毯子和外衣裤，还没有收回去。

可能是看到墓碑，可能是想到父亲始终没有痊愈的身体，在和母亲走到一条穿过农田的小路上时，我站住不动了。我突然想对不知何时出现但必然到来的告别做一次练习。

我站在原地，看我妈越走越远。狭窄的土路两边是冬季干涸的菜田。一家养猪场的排污管正在把猪的粪便悄悄送进小河沟里。四野无人，暗下来的旷野里只有我和我妈越来越小的背影。也许是想着回家开门卖酒，她完全没有发觉我没有跟在她身后。她快走到农田尽头的拐角了。我们之间已经隔了有三四百米的距离。我试着喊了她一声，她完全听不到。我加大音量吼了一声，还是没反应——这就是那一天到来时可能的样子？

我开始感到害怕，从原地跑起来，用了一分钟追上了我妈。妈，你没有听到我喊你吗？没有啊。妈你没有发现我不在你后面吗？没有啊。妈我刚才是想试一下，如果有一天你走了是什么样子，我就站在那里没有动，看你越走越远。

“你这个娃儿一天想这些做啥子？”

我们又走到一起。旁边田埂下面坐着一个疑似吸毒的男人，隔他不远的草地上，是一只用过的注射器。我妈说，他今晚不会冷死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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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我们去拖乌山上郊游、看杜鹃，我又拍了一张目送妈妈的照片。图 / 安小庆

3

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次练习告别的缘故，或者是因为读了更多东西的缘故，我的内心开始和父母必然会离开的巨大恐惧共处。

父亲离开前最后一次住院，是在西昌的夏天。两个姐姐和我每天都在病房里从早上待到晚上。病房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晚上要回家了，我们和他说再见。八点多，天还是蒙蒙亮的。关上病房的门，我们朝电梯走过去。突然还是舍不得，我又跑回去站到门口，透过门上的小窗去看他。他一个人靠着两只枕头坐在病床上，目光穿过灰色的虚空望向阳台的方向。我没有喊他。就这样走开又走回来好几次。心里是不舍，也不知道这正在练习的告别会是倒数第几次。

那是他留在我记忆中最后定格的画面。在他走后，我毕业，上班，努力工作，开始逐渐把我妈看做一个结合了母亲、外婆、姐妹和女儿的多种身份混合体。

而中国人习惯塑造母亲全然无私、没有自我的形象也在真正的生活里一点一点掉落。我最早发现这件事，是在我妈从上海待了一个多月回来后。我记得也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她告诉我，刚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很奇怪，“哪里都不想待，家里也不想，上海也不想，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那时候我知道在五个子女和家庭生活都不需要她打起全部精神去面对时，她的人生里终于多了一块和个人主义和存在主义有关的虚无地带。

到我工作之后，她开始越来越多地能够表达自己的脆弱。她会打电话告诉我，哥哥和姐姐家周六没有提前告知，就不去她那里吃饭，让她很伤心。她在电话里哭得就像姐姐以前在中学被人欺负了一路哭着回家一样。她说她不想待在那里了，她想去她的爸爸妈妈那里。

以后会去阿普阿妈（外公外婆）那里的，但不是现在，妈妈。我安慰她。姐姐和大哥很快带着家人去给她道歉。那以后这样的事没有发生过。

我其实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妈会在电话里哭得像个小孩。即使是在葬礼上，她也没有。但尽管如此，七十四岁的她的主要质地依旧是自持、端庄、勇敢、坚定和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衰老在巨大浩瀚的无力感之外，也不是没有任何的趣味。在时间的河流里，你可以看到人和关系的变化。

年轻时的母亲是十分倔强的。因为刚结婚时和父亲性格冲突，她曾经离家出走过。也拿着胳膊粗的木棒悄悄站在门背后偷袭过前一天打过她的丈夫。那以后父亲再也不敢动她。父亲和早逝的祖父一样，因为口才好、学识深厚，处事公平，常常跑在外面帮人调解纠纷，有时候半个月都不回家。那时候山里窃贼和强盗不少，每晚入睡前，母亲把大石头摆在窗户下面，把猎枪放在枕头边，一听到异常的声音就拿起枪站到窗户边观察。床上是睡着的老大和老二。

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她不需要石头和猎枪了。在北京地铁的扶梯上，她为自己无法从容地迈上扶梯的台阶而苦恼。我和姐姐成了保护她的人之一。我们会在故宫和水立方参观的时候，大骂那些没有礼貌的人——她们总是直勾勾地盯着我妈的头饰，然后直接伸过手来摸。

我想起六七岁的时候，我穿着父亲给我买的白纱裙，从成都玩了跟她一起回家。怕赶不上拥挤的绿皮慢车，我和她就在站台上狂奔起来。她说过很多次在她前面翻动的白裙子和害怕上不去火车的女儿。

这些年，她开始更像一个女儿。我们在外地玩儿或者去看病的时候，她什么都听我的，她终于有了对生活严阵以待多年后的一点松弛。每次送她去机场安检，我都会一遍遍确认她能看懂指示牌的内容，找到自己的登机口。我抚摸她的背，让她不要紧张，找不到就去问机场工作人员或者年轻人。我们会在她进安检前拥抱。

一次次目送她，就像那一年冬天在田埂上练习告别。

她羡慕留下影像和很多照片的名人。觉得他们的儿女是有福的，可以在父母走后，还能看到活态的影像。知道她这个想法后，这些年每年回家，我们都拍了很多照片，也用录音笔做了一些口述历史。

去年底看了《四个春天》后，我开始用视频记录她的生活。以前总觉得拍视频会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不自在，拍了之后才发觉我妈还是习惯被拍的。我拍她早上去南街买菜，拍她生意不好的时候，一个人坐在广场边发呆。每个架好摄像机的夜里，她都会看着电视睡着。

可能是因为这一切芜杂的长期的准备，我开始能够和她谈论最后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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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妈妈提出要穿这件自己做的衣服在大通楼上拍一张满意的大头照。图 / 安小庆

4

五一之前，我休假回家。有一天晚上，她打开衣柜的大门，指着一条暗色的旧百褶裙说，这条裙子是你阿玛以前给我缝的，等我走的那天，你们就把这条裙子穿在我的里面，我要穿着我妈妈给我做的裙子走。

她又指着另一条全新的羊毛百褶裙，说，把这条新的穿在外面。

在这之前的一年，她把两件自己缝的褂子送给了我。更早之前，我拿走了一件她冬天一直在穿的墨绿色棉背心。每次坐在电脑前痛苦写稿的时候，我就会穿上那件背心。

那天晚上，我还是挨着我妈睡。差不多在我回去看前的两个月前，她因为肺部感染住院，还在做检查时昏倒，哥哥和二姐都吓死了，还好最后抢救过来了。

我和她提起那次昏倒，她说她能听到女儿和儿子哭着在喊她，但那种感觉好像是陌生人的孩子在叫他们的父母，和她无关。

我呼出了一口气，终于在那个夜里，开始和母亲谈论死亡，谈论我们为死亡而做的准备。这场对话，我已经准备了很久，在过去很多年里，也试着想开始过很多次，但因为自己的自私和软弱，因为自己愚蠢的盲目和乐观，迟迟没有开始。

在那个川西南高地干燥清凉的春夜，我开始了我的发问。

—妈，你现在怕死吗？

—害怕啥子哦，老了。死了就死了。

—你就可以找你的妈妈去了？

—肯定啊，人家说的，彝族人死了，自己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去。等于是你爸爸在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等人不在了，他跟他的爸爸妈妈，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去。但是这个也是人想的，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活着的人没有死过，死过的人也说不起话，所以哪个都不晓得。

—那不确定去哪里的话，你害怕吗？

—人老了最害怕的是啥子？我最害怕的就是病了，自己动不了，孩子照顾我也辛苦，特别是远的两家，过去过来，花好多时间和路费…走的那天，要是干干脆脆地走，我也不痛苦，你们也不影响。

—不会的，你是有福的人，不会痛苦的。那到那天，你想我们做好哪些事情？

—以后，我走的的那天，你们不要哭，也不要气，好好把亲戚朋友们照顾好，好好把我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送走，我就满足了。一天到晚哭得亲戚朋友都不管，让他们有些饿着，有些没有地方坐，这些就对不起人家亲戚朋友了。

—有些国家的人可以之前就写好自己到时候怎么走，抢不抢救，开不开喉管……

—我才不喜欢这些。病了严重了，还是要回家来，不要给医生整来整去，不喜欢拿给他们整。上面进修学校有个老师，八十几了，快死了，在医院住院，早上起来说要回去啊要回去，十二点到家，下午三点多就走了，这样才对。不然钱也去了，人也给他们弄来弄去的，死的时候都不安心。

—你晕倒的时候看到啥子东西没有？有濒死体验的人说看到亮光。

—我啥子都没有看见，没有感觉，好像睡着了一样，你大哥和二姐在喊我，我都好像不关我的事一样，就像是不认识的人在喊他们的妈妈一样。

—那走之前洗澡吗？

—要洗澡。洗完之后，用帕子擦干，然后用酒来擦，手呀，脚呀，全身用酒精擦，只有嘴巴和鼻子边边不要擦酒精，害怕酒气呛到临走的人。这样干干净净洗完再穿新衣服。

—头发洗吗？

—头发太长，洗了不好干，不洗了。这些都没必要说给你听，你那么远的。十二点了，睡吧。

—那你不说给你的女儿听，你说给谁听？

—你不在家里的呀。

—那你说给你的二女儿听嘛。

—我一说，她就说，哪个说的要死了，不听不听不听。不要说二女儿，说给你姨妈的女儿听，她都说，别说了别说了，你这么说我们心里不舒服得很。

—反正听了有准备才好。

—人生的道路，有一条路一样的，大家都要走那一条路，有啥子嘛。有事情不想想，不想面对，都应该像汉族家说的，去面对它，彝族家说，该做啥子的时候就做啥子。每一代都是这样，哪个想躲都躲不起。我想得通得很。

—那妈妈你真的不害怕了？

—害怕啥子喃？人生的道路，一点都不害怕。我的这个性格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想长大，看那些大人穿漂亮的衣服，我想什么时候才能长大穿她们一样漂亮的衣服？后来长大了以后，人家手巧，可以缝漂亮的衣服，我缝不起，我还是下定决心去缝好穿好，这么想。后来结婚以后，看到人家富裕的人，他都有办法可以富裕，那人家做得到的我也应该可以做得到吧，我是有这个决心。以前刚嫁到你爸爸家的时候，很多跟我差不都前后怀孕的亲戚说，咋个办啊好害怕，到时候生的时候咋个办。我跟她们说，每一代人都是这样生下来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生下来的，有啥子喃，人家生得起，我就生不起？我是这样想的。后头每个生出来都是好好的。后来，看到那些工作干部，我想我自己当不起干部，那我下定决心怎么都要把五个孩子培养出来当干部。现在我也是这么想，我自己老了，皇帝是这样老了走掉，一般的人也老了走掉，要饭的人也是老了走掉……公平得很，我一点都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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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拍妈妈的背影，我怀疑以后我老了，背影也是这样。图 / 安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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